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提出，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经营主体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值得注意的是，“退出制度”与准入制度并列提出，释放出鲜明信号：退出端改革，不再是准入改革的附属命题，而是同等紧迫、同等重要的独立改革任务。
长期以来，我国商事制度改革的重心主要集中在准入端。从“注册资本认缴制”到“多证合一”，从“先照后证”到“一网通办”，企业开办时间从数十天压缩至几个工作日，市场准入门槛大幅降低。这些改革成效显著。与此相应，准入端的改革越是高效，退出端的“肠梗阻”就越显突兀。大量企业“生得快”却“死不了”，成为悬在市场肌体上的沉重包袱。
退出端改革的紧迫性，首先，体现在“僵尸企业”对市场资源的持续消耗上。不少企业早已停止经营，却因注销程序烦琐、债权债务清理困难、税务清算复杂等，长期滞留在登记系统中。这些名存实亡的企业，不仅占用字号资源、监管资源和司法资源，而且扭曲市场信号，使统计数据失真，影响宏观决策的科学性。更严重的是，它们可能成为逃避债务、规避税收的“壳资源”，滋生系统性风险。
其次，退出不畅直接推高了市场交易成本。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企业退出与进入一样，是市场新陈代谢的正常环节。当退出通道不畅时，创业者因担心“进去容易出来难”而犹豫不决，投资者因无法及时止损而被迫追加沉没成本，债权人因债务人“僵而不死”而陷入漫长诉讼。这种制度性障碍，降低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也侵蚀营商环境的整体成色。
最后，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退出端改革的滞后，反映出制度设计中的结构性失衡。准入改革之所以推进迅速，很大程度上因为其收益直观、阻力较小；而退出改革牵涉税务、社保、债权债务、职工安置等多重复杂关系，需要跨部门协同、系统性重构。正因如此，它更需要顶层设计的统筹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如果只改“入口”不改“出口”，改革就难以形成闭环，市场生态就难以真正实现良性循环。
有人或许担心，退出太便利会不会导致“逃废债”风险上升。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但解决之道在于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和信用惩戒，而非以“退出难”来倒逼“不敢逃”。事实上，一个高效规范的退出机制，恰恰能够通过程序透明和责任追溯，更有效地保护债权人权益。堵住后门不等于关上前门，关键是要把退出通道建成一条有规则、有监督、有保障的“法治通道”。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进出自由”的经济。准入端改革让创业者“生得下”，退出端改革则让失败者“死得起”。唯有两端协同发力，才能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让真正有活力的企业获得更多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退出端改革不是末端环节的修修补补，而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一环。它的紧迫性，丝毫不亚于准入端改革，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为艰巨、更为深刻。
□菓 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