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波
最早有记忆的劳动，是农村麦收的时候。麦收意味着抢收，当秸秆渐渐发黄、麦穗也籽粒饱满，似乎一碰就要掉落，这时候最怕刮风下雨。那时机械化程度低，大多靠人力。父亲母亲每天在地里忙，很晚回家。一天，母亲对我说：“你来做晚饭吧。”看着我为难的表情，母亲笑笑：“甭管好吃不好吃，煮熟就行。”于是，我学着母亲做饭的样子，笨手笨脚地切菜，把炉灶的火燃起来。铁锅那么沉，我手忙脚乱，最后把菜炒糊了。我内心忐忑等着挨骂。顶着暮色，父母满脸疲惫回来了，看到桌上饭菜，露出舒缓的笑意，还夸我会做饭了。这是我第一次因为劳动的付出得到夸奖。
刚上小学的时候，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邻居家特有生意头脑，不知从哪搞了很多棉纱布头，也就是下脚料，堆满了院子。村里人可以领回去做活，赚个加工费。怎么加工呢，就是把棉纱抽丝，全都拆成弯弯曲曲的丝线。那些五颜六色的棉纱，大人小孩齐上阵，哧哧哧、呲呲呲，声音此起彼伏。以至于我能打眼知道哪种好拆，哪种难搞。
年岁渐长，我能到地里干活了。我拿把锄头去除草，顶着热辣的日头，锄了的草离开大地，再也不能神气地疯长，一会儿就蔫了。母亲说，加把劲，到地头咱就歇歇。好不容易锄到头，我抱起塑料桶，仰起脖子咕嘟咕嘟喝水。我一屁股坐地上，仰望蓝天白云，鸟儿自由自在地飞翔，我多么想像它们那样啊。旁边胶济线上，火车呼啸而过。我对火车上的乘客心怀好奇，他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呢。
暑假的时候，我去姥姥家，正和一帮小伙伴们玩，不知谁说，去地里帮着捡麦穗，中午有馒头吃。我们兴冲冲到地里，和大人们一起，弯腰捡麦穗。中午的时候，果然好几筐馒头抬到了地头。大家迅速围上去。队长喊：“别乱，别乱，一个个来！”可他哪还管得过来。我和斌子个头小，根本挤不过去。大人们一人抓俩馒头，高高兴兴地挤出人群走了。这时，有人喊“斌子也劳动了”，接着馒头就递到斌子手上。他们眼光熟视无睹般掠过我，却没人喊我的名字。往姥姥家走的时候，看着别人手里都抓着馒头，兴高采烈的样子，我难过极了，可还是强忍着眼泪，装作不在乎的样子，双脚交替蹦跳着走路。表哥看出了端倪，掰了半块馒头塞我手里。回家姥姥问我，我一头扎在床上，不想说话，委屈的眼泪不停地流。
在自己老家，麦子一收割完，也是捡麦穗。捡完自家的，大人就鼓励孩子，去别的地里捡人家捡剩下的。母亲把我捡来的麦穗用木棍敲打，让它脱粒，然后用簸箕扬净，用袋子盛着。她把袋子给我，说：“你去换火烧吃吧。”我兴冲冲跑到邻村，用自己劳动所得，换到了刚出炉的、热腾腾的火烧。
秋收最怵头的是掰玉米，初中的时候，被英语老师薅住，帮着掰了一下午玉米。地里密不透风，汗流浃背，玉米叶子边缘的锯齿在我手背上、胳膊上、脖子上，划出一道道血痕，汗水一浸，那个酸爽劲，时隔多年仍是记忆犹新。
后来，村里有人搞起了建筑队，为四邻八乡村民盖房。暑假的时候，我光荣上岗了，记得每天工钱一块五吧。合灰、搬砖、推小车，我能站在二层的脚手架上，接住下面抛上来的红砖。汗水湿透了衣衫，最不能忍受额头的汗水流进眼里，腌得几乎睁不开。一个月下来，我黝黑清瘦，胳膊上隐隐练出肌肉。第二年，我家盖房了。我喊几个小伙伴，一车一车推土，把地基垫到一定高度，再去村头的砖厂拉砖。握铁夹子的手磨出了血泡，破了忍痛继续干，最后结出了老茧。我们在河滩里掏沙子，那湿淋淋的沙子，还流着水，我和父亲一锨一锨，每一锨都是那么重。沙子装到车上，拖拉机轰鸣着，喷出阵阵黑烟。那天我感觉自己要虚脱了，要中暑了，从来没有这么累过。晚饭一口未进，我就躺下了。父亲难过又担心地看着我，眼睛里满是心疼。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那些劳动的记忆，点点滴滴，已经深入骨髓。每当空虚烦躁的时候，做些简单的劳动，比如侍弄花草、维修电器，注意力专注在劳动上，就能缓解好多。每当我以“活在当下”的心态，匍匐在这片土地上，多倾听土地的脉搏，就会拥有足够的踏实感。
作者单位：风帆淄博火炬能源有限责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