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岁老冯的三线建设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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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岁的冯若游，逢旁人夸赞身子硬朗时，总是笑说：“余下的日子不多了。”可他心里有个心愿：把经历的、参与的过往，原原本本说给年轻人听。
　　最难忘三线建设
　　 1935年，冯若游生于山西，小时候跟着家人在西安、重庆住过，1944年，又随同家人迁回西安定居。“那会儿没有‘学霸’这个说法，搁现在我算得上。”冯若游说，“我当年考上西安高中，我那届一共才3个班，记得每次考试我几乎都和另一位同学轮番包揽年级前一、二名。后来我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型机械专业。”
　　 冯若游在哈工大学的专业实行五年学制。“1960年，我们毕业时还闹出不少趣闻。”老冯说，原来建校初期哈工大全盘沿用苏联办学体系，毕业证书上印着苏式评语：经考核，达到工程师任职标准。不少毕业生拿着证书在单位要对应待遇，比如工程师要配真皮座椅、普通职工只能坐木凳，各类趣事层出不穷，后来这一评语被废止。
　　 1960年毕业后，冯若游分配到西安国营844军工厂（注：即后来的西安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因所学专业与岗位不匹配，1961年他调入西安冶金建筑学院任教。1963年，受国家政策调整影响，已有新去向的他，忽然接到抽调支援三线建设的指令，于是前往渡口，就是现在的四川省攀枝花。1978年，冯若游调回西安钢铁厂，后转入西安市冶金局任职，1989年受聘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曾任管理系主任，直至退休。
　　 飘荡半生，老冯直言在所有人生经历里，三线建设岁月历历在目，是印象最深的往事。
　　一场会议后奔赴三线
　　 上世纪60年代，我国外部局势严峻，但当时全国工业主力大多集中在东北与沿海地带，战略布局极易受到外部冲击。
　　 “建设稳固的战略后方成了当务之急，中央启动三线建设战略，分批将东北、沿海关键工业、科研与军工资源向内迁移，以川、陕、滇等内陆腹地为依托。”
　　 老冯说：“1962年前后，全国开展工业调整，要求西北钢铁产业暂缓建设进度，冶金部随之调整部属高校专业布局，我所在的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冶金系炼铁、炼钢、轧钢、金相四个黑色金属专业宣告停办。低年级学生分流到其他专业，高年级学生按原教学计划完成学业，任课教师可自行联系新工作。我当时已敲定去向，只等学生毕业后入职机械部下属的西安重型机械研究所。”
　　 但一场会议，打乱了老冯的人生规划。
　　 “那天上午，我们接到临时紧急通知：全系人员下午2点准时参会，无特殊情况一律不准请假。”到场后，大家见到副校长与组织部长列席会议，系党总支书记开门见山，“本次会议事关重大，将传达冶金部刚下发的重要文件，内容关乎在座每个人今后的工作与生活。”
　　 随后学校组织部长宣读文件，阐明三线建设出台的时代背景，明确金沙江川西大裂谷将兴建一座世界级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同时宣布硬性要求：冶金系4个停办专业的全体教师，不得单独调动，统一服从组织调配。
　　 “说实话，大家有抱怨，但抱怨归抱怨，委屈归委屈，大家心里都清楚，家国在前，个人得失必须让位国家建设大局，即使不甘也只能收起情绪，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老冯说。
　　困于选址的西南钢铁研究院
　　 安顿好家事，老冯与同事们踏上征程：先乘火车到成都，再辗转前往目的地——西昌。
　　 “我们参与的三线钢铁项目大致分3期落地：一期落地渡口地区（攀枝花）、二期在西昌地区、三期在贵州水城，我们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老师大多被分配到西南钢铁研究院，也就在西昌片区，建设本应与一期同步推进。”
　　 据老冯介绍，依托三线建设国家战略部署，西南钢铁研究院身负重任：国家希望将其打造为科研水准对标甚至赶超德国鲁尔、萨尔钢铁科研基地的世界级冶金科研院所。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我国地质勘探就探明川西大裂谷渡口片区蕴藏大量珍稀钒钛磁铁矿，可受制于当时落后的冶炼工艺，这些矿藏的提炼利用始终是世界级技术难题。”老冯说，“三线建设开始后，为攻克这一难题，全国各地先后有超过500名的科研人才、技术骨干、建设工人被分批调到这里。可本该全速推进的研究院建设却长期卡在选址问题上。为打破僵局，院里还曾联动重庆钢铁设计院联合编制选址方案，多方奔走，希望主管部门明确研究院的用地建设标准，但依旧无果。”
　　 和无数投身三线建设的热血青年一样，当年的冯若游也曾立下扎根西南、攻坚克难的决心。多年后回望这段往事，他的眼里有惋惜，更多是说不清的感慨。
　　 这座曾承载国家厚望的研究院所，未建成就匆匆落幕，留下一段唏嘘往事。
　　“1号高炉炼成第一炉铁水”
　　 “院所建设迟迟无法启动，但这不意味着西南钢铁研究院外派的科研骨干虚度光阴。”老冯话锋一转，“在时任冶金部副部长周传典牵头统筹下，西南钢铁研究院联合承钢、首钢、中科院化工所、东北工学院、北京钢铁学院等十余家科研与生产单位的顶尖专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1970年促成攀枝花1000立方米1号高炉顺利炼出第一炉铁水，攻破困扰全世界冶金界的技术难题，一时举世瞩目。”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全国钢产量仅有15.8万吨，根本撑不起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复苏起步的需求，而攀枝花渡口片区储量丰厚的钒钛磁铁矿受制于冶炼技术，曾一度被称为“呆矿”，甚至有国外冶金专家断言无法冶炼。
　　 “高炉炼铁听着简单，矿石入炉点火就行，炉温把控却是重中之重。”老冯打了个通俗比方，“炉温过高，极易烧坏炉子；温度偏低，矿石熔融不充分，铁水凝滞淤积在炉内出不来，就像熬稠粥堵死锅口。冶炼时还要按配比掺入石灰石、白云石等辅料，再通入高压压缩空气助燃，从配料配比、碳元素投放量到鼓风风量，每个工序都要随冶炼阶段动态微调，整套工艺里最难啃的硬骨头，便是精准控温：既要充分解离矿石中的铁元素，顺畅流出铁水，又要严控温度，保全高炉本体不受损毁。”
　　 老冯接着说：“日复一日试错打磨，1970年7月1日，攀枝花1000立方米的1号高炉终于炼出第一炉铁水。”
　　 同天还有另一桩喜事：成昆铁路正式贯通。“对攀枝花而言，成昆铁路打通了关键命脉：矿产资源可以外运，建厂所需设备、建材也能运来……”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讲完工作，我想说说我这辈子最亏欠、也最感念的人——我的老伴李玲，她两年前因病离开了我。”老冯的眼里有思念。
　　 李玲是西安交通大学的高材生，毕业后分配到长春一汽工作。两人相识时，老冯早已扎根西昌，驻守西南钢铁研究院。
　　 “新婚仅3天，我们就各自奔赴岗位。”老冯记得，上世纪70年代，国家三线建设全面推进，李玲积极响应号召，前往十堰支援二汽建设。三线建设结束后老伴回到西安。
　　 “我们分居两地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78年我调回西安才结束。”老冯说。
　　 往后的日子，两人相濡以沫，一辈子从未拌嘴、吵架。“对我而言，老伴不仅是共度余生的伴儿，更是难得的知己，正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总相信，我们会再见面。”
　　 老冯的故事说完了。
　　 也许就是一代人又一代人的使命，老冯夫妇和无数投身三线建设的前辈们，舍小家团圆，奔赴祖国西部偏远地区，在艰苦条件下坚守奉献，筑起新中国重工业腾飞的根基。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付启梦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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