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
这个夏天，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人们言必说秦腔。
秦腔是梆子腔的鼻祖。其历史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古代陕甘地域的民歌、说唱艺术。唐代梨园教坊为秦腔的早期发展奠定了音乐基础。宋元时期，秦腔与北方元杂剧、诸宫调等艺术形式相融合，形成了以梆子击节、慷慨激越为特色的早期面貌，及至明末，秦腔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剧目与表演程式。清乾隆年间，秦腔名伶魏长生进京演出，是秦腔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秦腔成为史称“花雅之争”中花部的代表，对京剧等剧种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自近代以来，秦腔更是肩负起改良社会、启迪民智、参与革命的历史重任。
毋庸讳言，秦腔与其他传统剧种一样，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众审美趣味的变化，也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西北大学出版社近年推出《易俗大先生》以及《红色戏曲先锋的“新秦腔”》，将秦腔置于现代中国创生的宏阔背景之下，不仅考察了秦腔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新生，而且是对“移风易俗”到“新秦腔”，秦腔百年历史的深情回望。
“革命无停止，易俗无停止”
20世纪初，一群怀抱理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发愿要移风易俗、启迪民智，建立现代中国。余静的《易俗大先生》是对诸位“大先生”的生动书写。
辛亥革命后，李桐轩与孙仁玉等人深感要改变社会，最重要的是普及教育，而戏曲是普及教育最有效的方式。他们创立的易俗社是我国最早的集编、演、教为一体的现代戏曲教育与演出团体之一。易俗社的故事开始于1912年8月13日，从这个夏日开始，一场对西北五省（区）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戏曲改良运动开始了。易俗社不仅培养了大批秦腔人才，而且改编和创作包括《三滴血》《柜中缘》《火焰驹》等在内的500多种剧目。
有感于女性遭遇的压迫，孙仁玉创作了秦腔首部时装戏《新女子顶嘴》，该戏以倡导女性放足为主题。1913年元旦，《新女子顶嘴》在城隍庙戏楼公演。适逢西学渐进，剧作家范紫东对科学颇为推崇，他创作的《三滴血》中处处可见破除迷信的科学精神。
易俗社对秦腔艺术进行了持续创新。戏剧家封至模首次在秦腔中引入“导演”一职。1934年和1935年，在封至模的大力促成下，上海百代公司两次到易俗社录制唱片。在《易俗大先生》中《封至模往事》一章，扫描二维码，一段尘封近百年的秦腔便从时光深处传来。“百代公司特请易俗社耿善民唱《牧羊传》。”男声起，鼓板落，苍凉的唱腔穿透岁月再获新生。
抗日战争时期，易俗社排演了《长江会战》等大量反映抗日精神的戏。易俗社第十一任社长高培支说：“革命无停止，易俗无停止。”
跻身世界三大古老剧社的易俗社，一时间风云际会，“大先生”辈出。
“我们的秦腔，要永远唱给老百姓听”
与易俗社相隔一道城墙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是秦腔的最高学府。其前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革命戏曲团体——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该剧团成立于1938年7月4日，又是一个夏日。
在与越川策划《红色戏曲先锋的“新秦腔”》之初，一本纸张泛黄的《陕甘宁民众剧团艺术纪实》令我们眼前一亮。书中收录的《民众剧团歌》点明了“新秦腔”的精神内核，“你从哪达来？从老百姓中来。你又要往哪达去？到老百姓中去……”坚持人民立场，是“新秦腔”生命常青的关键。
被誉为“毛主席文艺路线在延安的研究所、试验场”的民众剧团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世界上任何艺术团体的路子。
他们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农忙时节，剧团的演员们放下乐器，拿起镰刀帮老百姓割麦子。没有舞台，他们就站在泥泞的地上演出。在抗日战争的民族危亡的时刻，《查路条》《好男儿》等新秦腔爆发出唤醒民众的力量。“从前不问国家事，如今变成救国人”，是对老百姓听戏后思想转变的生动写照。
民众剧团主要创始人柯仲平在28岁给母亲的信中就立下宏愿：“……年年冬天的早晨，儿一样解开衣服洗冷水……儿还要卷开窗纸，一点儿（煤）球火不烧。别人正好睡，儿正好为中国、为人类努力呢。”若干年后，柯仲平带领下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培养了大批革命的秦腔人才，为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剧团管理体制和文艺生产机制奠定了基础。
“新秦腔”的巅峰之作当属《血泪仇》。编剧马健翎被誉为“革命现代戏”的开拓者，他也是民众剧团的重要奠基者。好的作品首先打动的是创作者自己。在延安边区文协的窑洞里，当写到剧中王仁厚一家颠沛流离、家破人亡的凄惨情景时，马健翎曾情难自已，伏案痛哭不止。马健翎总结《血泪仇》的创作理念为“尽情尽理、红火热闹、环环相扣”。“红火热闹”指的是打动人心的艺术效果。马健翎说：“我们的秦腔，要永远唱给老百姓听。”
1949年西安解放后，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一队、二队在西安汇合，历经历史的沿革，成为今天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进入新时代，“新秦腔”依然坚守文艺创作服务人民大众的立场。
今天，当很多人疑惑，秦腔为什么突然火了？我们能够在《易俗大先生》《红色戏曲先锋的“新秦腔”》中找到答案。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