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传云
凌晨两点，流水线还在运转。
我的手已经麻木了。零件从左边筐里拿起来，塞进模具，扳一下压柄，扔进右边筐里。这个动作我重复了三年，闭着眼睛都能做。困意上来的时候，我就想书里的句子——不是刻意想，是那些句子自己从脑子里往外蹦。
孙少平在煤矿底下，一盏矿灯照着书页，煤尘落在字上，吹都吹不掉。他一页一页地翻，把书读了又读。我想，他能读，我也能读。我比他亮堂，至少头顶有灯。
下夜班是早上六点二十。班车从厂门口出发，四十分钟开到宿舍。车上坐满了人，有打瞌睡的，有听收音机的，有嗑瓜子的。我坐最后一排靠窗，车一颠一颠的，窗外的天灰蒙蒙的，田野里的庄稼看不清楚，偶尔有村子里的灯亮一下，又灭了。
我从工装口袋里掏出书。那是路边摊上淘的，十块钱三本，书脊裂了，用透明胶粘着。扉页上写着“购于路边摊”，字迹歪歪扭扭的，是进厂头一年买的。
那天读的是《平凡的世界》，读到孙少平去煤矿报到，他把铺盖卷往床上一扔，说：“我来了。”就这么三个字，我看了好几遍。
旁边工友老周醒了，瞅我一眼：“又看你的破书。”我说嗯。他说：“你也不困？”
那本《平凡的世界》我读了两遍。第一遍在班车上，第二遍在宿舍的架子床上。床板硬，枕头是旧衣服卷的，但书捧在手里，就觉得日子没那么差了。
有一回，车急刹车，我手里的书飞了出去，“啪”地拍在前排座椅上。前头那个工友吓了一跳，回头瞪我。我红着脸赶紧把书捡起来，连说对不起。他嘟囔了一句转过身去。
后来我换到了白班，不用坐夜班车了。但读书的习惯留了下来。午休时看，睡前看，同事问我：“你读那些书有什么用？又不能加工资。”我想了想，说不上来。工资没加，厂还是那个厂，我还是那个我。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比如我知道，孙少平在煤矿待了那么多年，最后也没有大富大贵，可他活着，活得明明白白。
前几天，老周给我打电话。他回老家了，在镇上开了个小超市。聊了几句，他忽然问：“你还看书吗？”我说看。他说：“你那时候在车上看书的样子，我还记得。晃来晃去的，你头都不抬。”我说：“车上颠，抬不抬都晃。”他笑了，说：“你是不舍得抬头，怕少看一行。”
我也笑了，他说得对。
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窗外是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和当年夜班车窗外那些村庄的灯火一样，昏黄，但暖。我想，孙少平没有走出煤矿，我也没有走出流水线。但我们都在黑暗里找到了光——他的光是矿灯，我的光是书页反射的那一点点白。
读书能怎样？它能让你在重复了千万次的“拿起、装进、扳下”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有人和你一样苦，但他在唱歌，在写诗，在读《约翰·克利斯朵夫》。
这就够了。
我把那本《平凡的世界》从书架上抽出来。书脊又裂了，透明胶粘了一层又一层。随便翻了一页，读到：“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窗外，路灯还亮着。今晚这几页书，够我亮到下一个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