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俊
我在群里召集一众山友前往香港东部的石澳，行走号称“亚洲最佳市区远足径”的龙脊山。但随着母亲节的临近，很多人不能赴约，理由是：陪妈妈吃饭，陪孩子孝敬她自已……
一大早，从文锦渡到尖沙咀的大巴只坐两三人，让我能安静地想点东西。我试图去忆起所能记得的、妈妈对我说的最早的一句话。发现依稀是这句：你是妈妈从甘蔗沟里捡来的！
第一次妈妈给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那时几岁？无从记起了。世上还没有我的时候，爸爸到泉州一个叫东海的地方去下乡，认识了貌美的妈妈。据说我外公有波斯血统，我妈妈、妹妹都是高鼻梁。
想念母亲的根本原因就是希望继续被娇惯，继续被呵护。但我的记忆里满是苦水。因家穷，作为老大的我，自然享受不到什么娇惯。不过再苦也没有妈妈苦，她生了那么多的孩子，生一个苦几年。焦急，逐渐成了她性格的主流。
妈妈长得漂亮，但脾气不是太好。即使我在处于可以作威作福的独子年代，也没享受过太多特殊待遇。我天生固持己见，喜欢做错事，但在妈妈的眼里，我是老大，就应该比妹妹们更懂事、更自律、更乖顺。于是我自然是妈妈的鼓棒教育，最频繁的实践对象。后来，在百“战”中我学会斗争哲学，有时被妈妈打得满地哀嚎，就朝厅中高挂的爷爷遗像求救，“阿公，你来带我走吧！”堂哥后来都笑我傻，问我是想让爷爷带我去“天堂”吗。当时我也不太懂，以为爷爷还活在马来西亚。
其实妈妈和爸爸在家里不太富足的情况下把我们五个儿女拉扯大，送进校门，本身就是奇迹。爸爸早逝后，妈妈被安排去当校工，含辛茹苦。我们都出来工作了，她又操这个心操那个心，没过过几天的舒坦日子。对于生身之母，没有半点“记仇”的理由，她在你小时候对你的“执法”，初衷不言而喻。
在香港的山脊上，我的山友、已是上市公司老板的阿夏，忆起其母亲的“执法”，几乎感同身受，有滔滔不绝的“苦水”：在外面哪怕被人家打，一入家门，还要先挨母亲的鞭子。“妈妈总是认为，你跟人打架，必有错误之处。”母亲打完，再听你的申诉，再跟你分析对错。阿夏的爸爸自早身体不好，母亲成了全家的脊梁。我发觉阿夏没当过兵，但他的脊背都是直的。
爸爸过世不久的1990年代初，我从厦门的合资企业去了广东的港企，赚了一笔“转会费”，在泉州买了房，把栖身于简陋宿舍的一家人接出来。为了妹妹弟弟的安居乐读，我必须让脊梁挺起来。长子为父，我是早早经历过的。
爸爸去世后，我们五个孩子，改叫母亲“妈妈”，而不是在老家常用的“母啊”。随着在城市的落户，妈妈的心情和性情也发生了转变。她用淡淡的微笑接受着微薄待遇；她用浅浅的话语分解着纷杂事理；她用温和的反应帮我们挺过坎坷；她用默默的承受吞下疾病的苦痛。
在母亲眼里，她最大的享受就是默默地与孩儿们分担一切负荷、承受所有苦痛，看着大家好好做人、快快成长。在以后的日子里，妈妈总是照亮全家人前行的明灯。
我试图让妈妈来深圳待些日子，好好给我点行孝的机会，但几次都被拒绝。有一天，我们终于约定好，等深圳到泉州的动车通了，妈妈到深圳看我的新家。可是，动车开通的第二天，妈妈却进了医院。
守护在急救室的时刻，听着仪器发出急促的声响，我五内俱焚，几乎撑不住。可终究功亏一篑，她就放下我们走了。
母亲节前夕的这次香港龙脊行，让人对“山”与“脊”有更深刻的感悟。山友们享受阳光、感受海风、体验快感，而对我而言，想做的只是让脊上的劲风，把对追不回的母爱淡淡的思念、隐隐的痛一一吹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