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凝芳
有人问起我的第一本书，我说，是“偷”来的。
80年代的乡下，除了课本、老黄历和农药说明书，乡下孩子几乎见不到别的书。但我父亲是个例外。他在离家五里地的粮管所上班，每次回家推着自行车进村口，总惹人眼目：白衬衫洗得泛白；车把上挂着公文包和一吊猪肉。
村人稀罕肉，我稀罕那只包，那里头常放着各种报纸。我看不太懂上面密密麻麻的字，但对乡下孩子来说，这些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已是唯一跟“书”沾边的稀罕物。
一个傍晚，父亲去菜园摘菜，我偷偷翻开他的公文包。报纸底下，竟然压着一本书。薄薄的，白色封面印着“汪国真诗集”，边角微微卷着，好几页折了小角。
我愣住了，那个平日里不苟言笑的父亲，竟在悄悄读诗！我摸着它，书本里透出来的素净，是有别于汗水与泥土的粗糙的，像父亲的白衬衫，矜贵、体面。我的手不觉一颤，像是撞破了他费力捂住的心事。
我连忙躲进厨房，就着灶火的光偷看。那些折角的地方，想必是父亲读了又读的句子。“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这些字不像报纸上的文章那样板正、拥挤。它们一行一行的，疏朗干净，读起来有一种说不出的好。
正读着，母亲喊添柴。我一惊，以为父亲来了——我怕他发现我在看他的秘密，慌忙把书往灶火边一塞。等抽出来，封面已蹭上了黑灰。我不敢再放回去，便心虚地揣进怀里，就这么“偷”走了。
后来，我将那本沾着灶火气的诗集带去学校，一笔一划地抄录。再后来，这本书遗失了。
父亲对那本凭空消失的书，一字未提。那是他唯一带回家的一本书。我在惶恐中，带着那本诗集种下的隐秘念想，读着读着，走出了家门，便有了自己的文章。
一年春节回家，厨房里烟火缭绕。母亲添柴，父亲忙着炒菜。因母亲不识字，我就读新发表的文章给她听。那天读着读着，我鬼使神差脱口而出：“妈，父亲的才气，好像都落到我身上了。”
母亲握着一把柴火，抬起头，看了父亲一眼。那一眼极短，却意味深长，藏着我当时读不懂的五味杂陈。父亲没有回应那道目光。他穿着依旧工整的白衬衫，瘦削的身形笼在满屋的烟气里，我听见他锅铲翻炒的声音，停了那么一瞬。
我们都没再说话。
我很后悔说了那么一句。父亲年轻时去葛洲坝修过水库，在粮管所当文书，是个拿笔杆子的文化人。可后来，他将一身才气无声地收进了柴米油盐里。那本他唯一的诗集，压在公文包最底层，沉了一辈子；后来又被我偷走，丢了一辈子。我心疼父亲的隐忍与骄傲，却又用一句不知天高地厚的炫耀，戳中了他一生的缺憾。
此后，我再未在他面前提及发表的事。
前几天母亲告诉我，父亲常拿着印有我文章的报纸，给村里人看。他指着报纸一角那个小小的名字说，我女儿叫“凝芳”，两点水的“凝”——我以前总嫌字难写，偷懒写成“银”。
他记得的，又何止那个字。那本诗集，起初是他一个人的精神角落；被我“偷”走后，便成了我们父女俩心照不宣的秘密。他当年的沉默，不是不知，而是成全。他不过是退到灶台的烟火里，站在我身后，用他记得的那些折了角的诗句，扶了我一把。
这便是我们的第一本书，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那个两点水的“凝”字，他替我守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