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之之
最近两年，我陆陆续续读了范墩子的《去大柳塔》等一系列短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多为身处社会边缘的多余人，内心孤独苦闷，与现实格格不入，《摄影家》中的中年男人，在庸常生活中备受压抑；《去大柳塔》中的少女，被困在家庭情感的困局中；《桐花》中的“我”，则执着于在家族废墟中钩沉被遗忘的历史。这些人物内心孤独苦闷，墩子以绵密的心理描写潜入他们的精神困境，将苦闷、幻想乃至癫狂状态，以简练平实的语言呈现出来，使内心世界成为叙事的主体。
几部小说不约而同地围绕“逃离”展开叙事，《摄影家》的主人公为摆脱庸常与屈辱的生活，携捡来的相机离家出走，结果在不知名小镇得到人们的追捧；《去大柳塔》的少女为逃避家庭潜在的危机与情感的困惑，与同伴踏上未知旅程；《桐花》中的“我”和童农，则以不同方式（辞职、探寻家史）试图逃离当下的生活轨道或精神桎梏。这种“逃离”往往伴随着对自我身份、存在意义或精神归宿的“寻找”，构成了小说强烈的内在驱动力和情感张力。
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写道：“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小说中人物的逃离与寻找，可视为对生存意义的一种荒诞追问。这种追问往往外化为一种行为模式：逃离与寻找。在《抒情时代》里，是少年对远方的渴望和对父辈生活的叛离；在《我从未见过麻雀》等一系列作品中，是人物在记忆迷雾与现实压迫间的穿梭与挣扎。这种动态的、充满张力的心理轨迹，构成了范墩子小说内在的叙事驱动力。
读范墩子的小说，常常有一种感觉，总有一两句突然腾空而起，“飞”出三界之外，就像在陕西的黄天厚土之上，你登上塬顶，突然就看到了另一番风景。在这里，我想着重谈一下范墩子对“飞”这一意象的酷爱。《在去大柳塔》中，他有五次关于“飞”的描写，“他说他之所以对高空飞行痴迷过很久，就是因为他经常会想到从高空坠落的爷爷。他说爷爷经历了一次死亡飞翔，直接飞进了墓地。”还有小白讲述关鸟的木柜、讲述暴雨后，“我”在客车上的感受，以及童农的预言，这些他都或直接或间接地比喻或描写飞翔；在《摄影师》的第一页，就有这样的句子“脑袋里尽是些不着边际的想法，想跟麻雀一样飞上天，想跳下悬崖。”
而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题目干脆就叫《父亲飞》。在这个短篇里，他三次写到飞这一意象，开篇，作者写到“风很小”“（我）身子紧缩一团，像只饥寒交迫的狗儿。我感到头脑发胀，脚面发麻，身子轻得像张白纸，在夜空里飘啊飘啊”。第二次，是父亲摔伤腿后，不能行动，终日凝视窗外。“父亲不言语，只是看窗外的霞光。鸟雀叽叽喳喳地叫着，飞过来，飞过去，父亲脸上的表情凝固着。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第三次是结尾，“父亲突然挣脱开我的胳膊，摇着轮椅的轮子，径直朝着沟里冲了下去，那样子，真像一只飞起来的大鸟。”文中的父亲被牢牢地系在地上，便更加渴望飞翔，或者换句话说，他渴望飞翔（父亲是跑得飞快去撵那只啃噬西瓜的动物时被摔断腿的），所以被牢牢地系在地上。这种精神与希望的不断“飞走”，构成了父亲内心世界的崩塌过程，最终引向结尾那终极的、肉体的“飞”。
这种困顿与逃离，生命的“重”与“飞”构成了范墩子小说的巨大张力。这种“飞”是一个承载了巨大想象与荒诞感的复合意象，是记忆创伤中的失重状态，也隐喻了传统乡土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某种不可挽回的、令人痛心的“消逝”与“坠毁”；这种“飞”，更像是一束光，穿透生活的厚重，现实的樊篱，带给读者的另一种希望和可能——有时也是毁灭，是飞翔一段之后的毁灭；杨争光老师曾评论范墩子“哪怕是实在的沉沦，幻灭，也自有它的诗性”，其中的“诗性”，或许正部分蕴含在这种极具冲击力的、悲剧性的“飞”的意象之中。
范墩子以“飞”为核心意象，构建了其小说的独特世界。他将坚实的现实细节与诗性的超现实想象熔于一炉，深刻刻画了个体在精神困境与时代变迁中的复杂存在。范墩子的小说，因此展现了一种个人命运中折射时代脉动的突出能力。他让我们看到，陕西文学深厚的写实传统，完全可以在新一代作家笔下，与现代小说对心理深度、象征意蕴和哲学追问的探索相融合，生长出令人瞩目的新枝。他的写作，本身就是一种“飞翔”——从生活坚实的地表起飞，试图抵达精神与艺术的辽阔天空。 （作者是武汉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