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岁陕北婆姨和她的剪纸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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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一辈子卫生工作的郭惠琴，今年69岁。退休后，她扎根社区，带着一群退休大妈玩起了剪纸手工，把平淡的日子过得热热闹闹、有滋有味。
　　做手工成了她童年难得的展现机会
　　 “我们郭老师，剪纸手艺顶呱呱！”提起她，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府北社区风憬天下小区剪纸班学员们的夸赞毫不吝啬。
　　 “那可不！啥花儿咱郭老师看两眼，抬手就能剪出来！”有学员附和说。郭惠琴却轻描淡写，“这不算啥，我从小就会！”不经意间的“凡尔赛”更能调动气氛。
　　 剪纸，好像陕北婆姨们自带的基因，一点就通。对郭惠琴来说，那还是一段段成长记忆。
　　 1957年出生的郭惠琴，老家在延长县的一个小山沟里。她出身中医世家，父亲曾任县医院院长，母亲病逝后父亲续弦，几个未成年的姐弟妹都被送回老家。“我5岁多时，就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剪纸手艺也从这时起，跟着奶奶一点点学起。”郭惠琴说起自家的故事。
　　 儿时的郭惠琴，多半时间只能帮奶奶带姑姑的孩子。所以她总盼着过年，只有过年，才有剪纸的机会，才能露上一手。
　　 “那时候山沟里穷得很，剪纸的红纸是稀罕物。每次快过年时，奶奶才会用清明节做花馍剩下的颜料，在麻纸上抹出红色，再用来剪窗花、折纸花。”因为纸太金贵了，奶奶只允许她剪几刀，大多时候，她只能眼巴巴看着奶奶的巧手在纸间穿梭，把纸折几折，不用打草稿，一剪就是一幅精巧的花样。“没机会上手，我就拼命记步骤，反倒练活了脑子。”
　　 “我奶奶还提过：1948年正月十五起，住在离家不远的彭德怀将一个指挥部设在我家院子，据说是通讯连。爷爷把家里最好的窑洞和红炕桌腾出来，供首长们使用，家里瓦房住着八九个警卫员，警卫员喊一号首长、二号首长，有时也喊罗司令员（注：即为开国中将罗元发）、陈旅长，墙上挂满了地图，牛棚里拴满了马匹，我家大门口24小时双哨，村四周山头、硷畔也都有岗哨，村子上空、树上也布满电线。有一天所有人骑马开会去了，回来后第三天晚上，院子里站了岗，人不准走动，次日家里人醒来时，发现所有军人都走了，走时不仅把家里收拾干净，还在老槐树上贴了封感谢信，也就是那天瓦子街战役打响了。”郭惠琴笑说，“后来，我爷爷把那棵老槐树当老祖宗侍奉着，每天打扫，年年修剪，过年甚至要给槐树点香烧纸。”
　　“我至今都感谢北京来的知青们”
　　 1969年1月，知青的到来，让山沟沟里有了新风气。“他们虽然年轻，但眼界广、见识多，让我们这些村里的孩子开了眼。而且他们每次回家探亲，总会问我们需要啥，回来时准会捎来衣服、日常用品；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村里一遍遍宣传男女平等，让我有了上学的机会。”郭惠琴反复说，她至今感谢那些知青们。
　　 郭惠琴就读的小学，条件十分简陋，一到六年级挤在一间教室，一个年级坐一列，上六年级的她，顺带把一到五年级的课都听了。
　　 “没有课本，即便1970年考上县城初中，我学得依旧吃力，毕业时留了一级，1974年被选为计划生育专干，1975年考上县卫校，1977年底毕业，被分配到乡镇卫生院，继续做计生工作，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推广新法接生。
　　 “那时候‘新法’已推广好几年，可大家还是习惯在家生孩子。”郭惠琴回忆，偏远地区的人守着“老传统”，产妇是直立生育，而新法的核心，就是用具消毒、产妇躺卧分娩。她和同事走街串巷科普，直到80年代初，新法接生才成了主流。
　　 后来，乡上中心卫生院来了位支援西部的名医陈宏如，他是扬州人，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郭惠琴主动向领导申请，想要拜名师学艺。这份主动，加上平日的优异表现，让她争取到了这个宝贵的机会。
　　 “我本想跟着老师学临床，因为我从小就总听奶奶说，1947年，7岁的大哥因麻疹不治早夭，又亲眼看到癫痫病发作时二哥所受的折磨，这是我立志学医的初心。可老师或许觉得我基础薄弱，学临床难度太大。”
　　多次提出推广“男性结扎术”
　　 1988年，郭惠琴调入县妇幼保健医院，重新做起妇产工作。她跟着科室老医生学结扎等妇科知识，那时的她已育有一子，还怀着二女儿，切身的经历，让她更懂女性的不易。
　　 她多次建议推广男性结扎手术，可在当时、当地，这个建议很难落地，甚至有女同胞当面反驳：“男人养家挣钱不容易，哪能让他们遭这份罪。”
　　 郭惠琴称自己在心里问：“难道女人就容易吗？”童年时，她就亲眼目睹作为童养媳的母亲遭受族权、夫权双重压迫；后来又听过姑姑“要是你大哥没夭折，肯定没人供我上学”的感慨；再后来，又多次接诊把月经垫布藏在角落，因潮湿不洁染上妇科疾病的患者，加上体验过分娩剧痛、育儿艰辛和再次的怀胎十月，问出“女人难道容易吗”是如此顺其自然，所以她更坚定了一个想法：“女生一定要有自己的工作，把工作干好，才能自己为自己撑腰。”
　　 如今的她，也挺理解年轻人不愿生孩子的想法。又说起30多年前，县计生办门口排着长队交罚款，人多到最后要喊银行工作人员用麻袋扛钱的场景感慨：“时代变化快！”
　　 但一双儿女现在却成了她最大的骄傲之一，“我大儿子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如今在证券公司工作；二女儿前几年博士后出站，在一家三级医院任职。”
　　 “其实，两个娃的教育主要靠当初中数学老师的丈夫。工作和家庭平衡，从来都是个伪命题，人的精力就那么多，顾此难免失彼。”郭惠琴说，“所以，我的真心话是：孩子得有，但不用太多。比如我若有机会重来一次，可坚决不生老二了，太累！”
　　 1998年前后，郭惠琴参选县妇幼保健医院副院长，只差两票就是全票当选，此后，她依旧为自己热爱的妇女和医疗事业拼尽全力。2011年，成为妇女保健副主任医师。
　　靠手工让家里经济宽裕一些
　　 一心扑在事业和家庭的那些年，剪纸这个爱好，被郭惠琴暂时搁在了一边。
　　 “除了工作就是管娃，一点儿自己的时间都没有。”直到调入县妇幼保健医院，一次为单位救急做手工灯笼，大家才发现，这个拼命工作的女同志，还有这么一手好手艺。
　　 从这以后，手工成了她的“加分项”，也让大家看到了她“拼命三郎”的另一面。
　　 “很长一段时间里，县城不少单位年底迎新的灯笼，都是我做的，我总按农历年设计，马年做马灯，猴年做猴灯，手艺好、做工细，收费还比市场低，一个大灯笼才收40元，有几年真可以说找我做灯笼的人络绎不绝。”郭惠琴说，“但大概只有那么一次，我有点怯场。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晚上，一个单位的人突然登门，问我能不能赶在第二天早上做出9个小灯笼，一个开价25元。我犹豫着不敢接，爱人却一口答应，我俩熬了一整晚，他搭架子，我做造型，天快亮时，9个各式各样的小灯笼做好了！”
　　 郭惠琴还说，那些年剩下边角料她也不浪费，给家属院的孩子们做小灯笼，让他们免费玩。
　　 “所以那天一早，我一喊孩子们都来了，我给他们一人一元钱，让他们把做好的灯笼完好送到交货点，大家都高兴。”郭惠琴还说起，曾用做灯笼挣的外快，把老家挖窑洞时没来得及清理的泥土都收拾干净了。
　　退休后带邻居一起体会手工的美好
　　 “人年轻时，学个手艺真好，不光能贴补家用，老了还能消遣时光。”这是如今的郭惠琴发自心底的感悟。
　　 2012年，55岁的郭惠琴退休，返聘两年后来到西安带孙子，还曾在几家中医诊所坐诊。
　　 直到疫情来了，忙碌惯了的她才不得不停下来，为打发时间，她重新拾起剪纸。
　　 “从奶奶教我的十二生肖开始，一点点找当年的手感。”郭惠琴说，后来核酸检测的特色贴纸吸引了她，她便琢磨着把这些贴纸剪成剪纸，贴纸一更新，她的剪纸作品就跟着上新。
　　 但坚信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她，拿着自己的作品找到社区，询问能不能开个免费剪纸班，教社区里有兴趣的人学手艺，没想到第一期培训班就报满了。
　　 为了教好大家，郭惠琴私下里反复回忆：“当年我啥都不懂的时候，最疑惑的地方是啥？”靠着儿时深刻的记忆，第一期培训顺利结束。
　　 “我是花了心思的，专门选了二十四节气、十二生肖等大家熟知的内容，还加入了当年奶奶教的折纸花的手艺，用皱纹纸教大家折紫色的牵牛花、黄色的南瓜花、红色的山丹丹花，叶子逼真、花蕊精致，插在家里不枯萎，还能以假乱真。”郭惠琴说，学员大多是同龄的退休人员，大家聚在一起剪剪纸、折折花，唠唠家常，日子过得悠闲又舒心。
　　 “退休了，就该自己找点乐子，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才不辜负时光。”郭惠琴说。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付启梦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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