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所有的战争与杀机都始于人对自尊心的率先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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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写道：战争不是礼貌客气，而是生活中最可鄙的事情。
　　 近日，著名作家、编剧葛水平长篇新作《和平》出版，这部聚焦抗战岁月、深耕人性本质的文学力作，定格战火下普通民众的颠沛流离与心灵挣扎，既为逝去的苦难留存文学印记，也为当下时代敲响警钟：“在这个脆弱的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只能是正义与和平，不能是武器”。
　　 本周长安书房与葛水平深度对话，与读者一起透过史料与文字触摸战争中个体的命运脉搏，读懂和平的厚重意义，守住每一份来之不易的安稳。
　　没有人能心无旁骛地直面战争催生的混乱心绪
　　 “每一个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每一场战争都是残酷的，无论身处何方、立场如何，战火燃起，无人能全身而退。”
　　 华商报：您提到书中真实故事有原型，它为《和平》提供了怎样的创作灵感？这些真实的记忆，对当下大众理解“家国情怀”有哪些启示？
　　 葛水平:我写《和平》最初的动力，来自婆婆讲给我的那些家族往事。婆婆的父亲是一名东北邮政工作者，一生留下大量的日记，每一本日记封皮的绸面上都绣着“和平”二字，可惜后来日记在颠沛流离中遗失了。婆婆兄弟姐妹九个，五个参军……了解愈深，战争中横冲直撞的恐惧、无辜生命凋零的悚然，便愈发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没有一个人是为战争而出生。可战争把一切温暖的事物变得黑暗和悲伤。如果说现实社会中一个人的死亡是一个悲剧，那么战争中3500多万亡者只是一个数字。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9500多万贫民流离失所。庞大数字的震撼力永远建立在“一”的基础上，《和平》也是在一个中国人与一个日本人的基础上讲故事。
　　 从大量的史料阅读中，我看见太多普通百姓并非漠然世事，只是被恐惧裹挟；比起在绝境中挣扎求生的能力，他们甚至连预判战争降临的力量，都显得格外微弱。贫穷的日子像春雪般易逝，从来留不住分毫冷凌，而活下去的唯一方式，便是“迎接”——像迎接每一个明天到来那样，接纳眼前的苦难。
　　 我不是一个擅长把历史讲得清楚的人，但做一个忠实记录人间苦难者，是文学人的使命。真正撑起历史的，是无数普通人命运的交织。越是久远的史实，越需要文学去触摸、去印证，也唯有经由文学，我们才能真正看清楚那些被宏大叙事遮蔽的生命，看清他们藏在历史褶皱里的酸楚、坚韧与尊严。只要我们愿意俯下身去静静走近，便会懂得：中国人在战争中赢得的胜利，是何等艰难曲折、何等沉重而光荣。
　　 华商报：您曾因触及战争题材、被“我死国活”的石碑震撼而两度写作停滞，如今世界上依然有无数平民陷入战争苦难，这种现实场景是否让您想起创作时的心境？
　　 葛水平：历史太过沉重，我生怕轻薄的文字，辜负了那些以命换国的灵魂。“千里流亡，共赴国难”写这些文字时，我流泪了。时间或许会风化记忆，人性中最顽强的，终究会顽强地留存下来。
　　 世间所有的战争与杀机，所有的轻薄、享乐与懦弱，都始于人对自尊心的率先失守，继而连自我轻蔑的底线也一并丧失。面对降临的一切，没有人能心无旁骛地直面战争催生的混乱心绪。
　　 回过头我们看现代的战争，那些死亡的还没有来得及体验生命美好的儿童，一次次把我拉回当初创作时沉郁而疼痛的心境。战争对人的伤害，从来不分时代，不分地域，最无辜的永远是平民，他们失去家园、骨肉分离、安稳人生被瞬间撕碎，活着变成一种煎熬。一个民族几千年沉淀下来的文化遗存、历史古迹、文脉传承、精神根脉，却往往抵不过一颗炮弹、一阵硝烟。战争留给人类的，从来只有彻骨的绝望。我们不需要用战争换得和平，我们需要的是远离战争的和平岁月。
　　 华商报：《和平》里也写出了侵略者作为军国主义牺牲品的悲剧。您认为该如何看待战争中“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复杂边界？
　　 葛水平：每一个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在军国主义的机器面前，侵略者同样是被裹挟、被扭曲、被献祭的牺牲品。真正的文明思考在于看清战争对所有人的摧残。无论立场、无论国籍、无论身份，只要被卷入战争，便无人能全身而退。强者会沦为野蛮，弱者会承受苦难，执刀者与受难者，最终都被战争拖入同一片黑暗。战争没有赢家，只有受害者。
　　书写的意义不在于重复伤痛
　　而在于唤醒敬畏
　　 战争“斩断流水一样斩断了关于那些鲜活的声音和影子”，而和平，才是人间烟火、寻常岁月最坚实的底色。
　　 华商报：您在创作中回避了过于惨烈的场景，但仍坚持还原战争的真实，您说“选择和平的日子就必须目击战争中的惨烈”，它对当下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读者的意义是什么？
　　 葛水平：我真正要传递的，是人性在极端境遇里的选择。小说靠情节推进，却不靠情节定论。所有的故事，最终都是为了照见人：照见人在善恶面前的犹豫，在利益面前的动摇，在苦难面前的坚守，在暴力面前的沉沦。文学作品的虚假是把人写成符号，把战争写成标签，把善恶写成简单的对立。只写仇恨，不写挣扎；只写残暴，不写迷惘；只写胜负，不写代价。而真实，是承认每一个生命的复杂性。
　　 我深信，真正懂得和平的人，必须先直面战争的残酷；真正珍惜当下的人，不能回避历史留下的伤痕。战争从来不是遥远的故事。对今天生活在和平环境里的人们而言，这样的书写意义不在于重复伤痛，而在于唤醒敬畏。这是我们回望战争、守护和平最实在的意义。
　　 华商报：您在书中很关注战争中女性的遭遇，您认为如何守护战争中女性的权益与尊严？
　　 葛水平：我之所以执着于追踪战争中女性的命运，是因为在历史的极端事件里，女性往往是人性底线最真实的标尺。她们身处战争的幕后，却最先承受起暴力的阴影。我希望建立一种超越性别、超越阵营的悲悯视角：把女性当“人”看，而非“物”资；把守护女性，视为守护文明的根脉。文明的高度，不看它如何对待强者，而看它如何保护弱者；书写女性的遭遇，因为只有当我们懂得了如何守护战争中女性的尊严，我们才算真正读懂了和平的深意——那是对每一个生命，无论性别、无论处境，都拥有的、不可剥夺的价值的最高尊重。
　　 华商报：您认为《和平》这部作品在当下推出，能提供哪些关于和平的思考？
　　 葛水平：202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届八十周年，可人类并未真正远离战争的阴影。战争，只要人性中的贪婪、仇恨与偏见尚存，它便会在合适的时机，再次显露其野蛮的生命力。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应清醒地懂得：我们今天能安安稳稳地生活在和平之中，不是理所当然，而是我们被给予了最珍贵的庇护。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讲，守护和平岁月不仅是对民族的责任，也是对人类的责任。就迎面而来的日子，我们要祝福历经漫长苦难的世界，从此再不应有血腥，再不应有纷争。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刘慧
　　>>作者简介
　　 葛水平，山西省文联主席，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长篇小说《裸地》；中短篇小说集《喊山》等；有电视剧剧本《盘龙卧虎高山顶》《平凡的世界》。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等奖项。中国作家协会评审《和平》入选“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关于战争、灾难、生存、悔恨和反省的长篇小说。作品通过普通人张子民、绿萍和侵华日军上等兵随军记者八木下弘不同视角的战争生活轨迹的书写，展示出战争对全人类的伤害。
　　和平（节选）
　　■葛水平
　　 一本日记扉页上记录着：张子民，字哲夫，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八出生于奉天西北五十多里地的沙岭堡，属相虎，孤儿。
　　 这一年是公元1910年。谣言满天飞，口传有两名中国劳工一路风尘仆仆来到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他们来自百里外的俄国大乌拉尔，他们在那里种植土豆。
　　 然而，就在半个月前，两人所在的工棚内，七名中国劳工相继暴毙，死相狰狞。没有多少时间可以为伤痛浪费了，凡是经历的，似乎都必须经历。突发的陌生和恐惧的死亡，阴森森纠缠着生者的眉头。
　　 六天后，徒步行走的中国劳工进入自己的国土，其中有人在满洲里寓居时暴毙，见过死者的相继死亡。一切都来得那么凑巧，症状相同，都是发烧、咳嗽、吐血，死后周身发黑。
　　 没人意识到，即将在东北三省蔓延的，正是让欧洲人谈之色变的“黑死病”——鼠疫。
　　 这场发生在1910年10月至1911年4月的东北三省流行病被称作20世纪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
　　 人们总觉得离死亡还很远，也不去想它何时会来，更庆幸它远离自己走近了他人，如此，看不见的病菌正依托着脚力四下流窜。
　　 瘟疫的种子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时，随着中东铁路开工，大批关内劳工涌入。此时，哈尔滨北部傅家甸已形成一个拥有两万四千人的居住区。傅家甸民房低矮，街道肮脏，穷困潦倒的劳工，一个庞大的群体，如一群荡起又飞来的灰麻雀，生活中的每一次简单的见面他们都牢牢抓住。
　　 唾沫星子成为瘟疫的射弹，灾难总是从穷苦的人群中开始肆虐。他们还很无知，等到转身时，就像自己的影子，碰巧突显并牢固地叠合在一起，死亡让人世间手足无措。
　　 疫情暴发并迅速传染到了奉天西北五十多里地的沙岭堡。
　　 沙岭堡村前岔路口有一棵三人合抱的老槐树，槐花开得正盛，团团簇簇，一片月白或者玉白，招惹来蜜蜂和苍蝇嗡嗡嘤嘤。地下铺着一层花瓣，花瓣下面露出石板或泥土，被脚底板踩过的路面，花朵和稀泥搅和在一起，走过的老人多少需要一些谨慎。沿着小路，穿过一段窄窄的巷子，分岔的路口转过一弯道，便抵达沙岭堡村的核心地——街心。
　　 松散的风和狭窄的情绪使人们感到窒息。亡者放下曾与自己体温共冷暖的人间，留给生者的是厚厚的恐惧和冷漠。
　　 从山包上往下看，叶脉似的巷子布满村庄，树荫落下斑痕的土墙边，狗狂躁地来回走动，被躁动和惶恐挤压得无处容身的张子民冲着天空号啕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