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益君
母亲又打电话来了，这已是她一周内第三次打来。絮絮地，说的也无非是些旧话，嘱咐天冷了加衣，询问归家的车票，末了，声音忽然扬高了些，带着一种孩子气的、报喜般的雀跃：“对了，县里的豫剧团，年前要来村里唱戏了！腊月二十七开锣，连唱三天呢。你回来看看吧。”
看戏？我握着手机，一时有些恍惚。可母亲口中那简单的两个字，却像一枚投入静潭的石子，咚的一声，霎时漾开了波纹，将另一片天地拉到了眼前。
我童年的春节，是在看戏里度过的。那时的故乡，戏不是“看”的，是“过”的，是深嵌在村庄筋骨里的一场盛大的节庆。我们村就有自己的戏班。农闲时，尤其是入了冬，地净场光，西北风在空旷的原野上打着呼哨，村里那座青砖灰瓦的关帝庙兼作仓库的厢房里，便热闹起来了。锣鼓家什试音的动静，胡琴咿咿呀呀的调嗓声，还有演员们高亢或清亮的唱段，断断续续，被凛冽的风扯得忽远忽近，飘散在村落上空。那是一种预告，一种蓄势，空气里都仿佛弥漫着一种躁动而温热的、等待开场的气息。
我们这群孩子，是这气息最敏锐的捕捉者。一放学，棉鞋在地上踢出噗噗的土，书包在背后咣当乱响，一股脑儿全涌向那间厢房。门总是虚掩着，推开一道缝，一股复杂的气息便扑面而来：旧木头受潮的霉味，石灰墙皮的碱味，劣质油彩的刺鼻香气，还有人们身上厚重的棉袄捂出的、混合着烟草与汗意的体味。我们挤在门口，怯怯地，又贪婪地朝里张望。
印象最深的是“老歪”。他是戏班里的司鼓，真名早已无人记得。人长得干瘦，脖子似乎永远梗着，偏向一侧，故而得了这诨名。平日里，他沉默得像块田埂上的石头，扛着锄头下地，蹲在墙根晒太阳，你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可只要一握住那两根油光发亮的鼓槌，坐在那面堂鼓后面，他就完全变了个人。昏黄的灯泡下，他微阖着眼，头歪得愈发厉害，整个身子却绷成了一张弓。忽地，他眼皮一掀，精光四射，双臂高举，随即，鼓槌便如急雨般落下——“咚咚锵！咚咚锵！”那鼓点，起初是试探的，疏落的，像早春的雨点打在冻土上；继而紧密起来，汹涌起来，成了夏日狂暴的骤雨，成了千军万马在黄土高原上奔腾卷起的烟尘。他的额上青筋暴起，嘴角紧抿，那倾斜的、瘦削的肩背，在剧烈的震动中竟显出几分山岳般的巍峨来。我们看得呆了，连呼吸都忘了。那一刻，他不是老歪，他是调动千军的元帅，是呼风唤雨的神祇。鼓声就是命令，锣、钹、梆子、胡琴，所有乐音在他的指挥下汇聚成一条波澜壮阔的河，托着那些粉墨登场的生旦净末，在方寸之间，演尽悲欢离合，千古兴亡。
戏台是现成的，就在村东头的打麦场上。几根粗杉木支起架子，铺上厚实的木板，再挂起村里仅有的几幅绣着龙凤的旧幔帐，便是我们心目中最高贵神奇的所在。开戏前一两日，外村的亲戚便早早捎来口信，孩子们掰着手指头算日子，主妇们则开始张罗待客的饭菜。到了正日子，太阳还老高，场子上就已黑压压一片。板凳、马扎、甚至一块砖头，都能占下一个位置。卖糖葫芦的、吹糖人的、支着油锅炸麻叶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空气里满是甜腻的焦香。孩子们在人群的缝隙里泥鳅般钻来钻去，追逐嬉闹，直到那开场锣鼓惊天动地般敲响，整个世界才仿佛被施了定身法，骤然安静下来。台上，烛火通明，环佩叮当，演绎着另一个时空的忠奸善恶、爱恨情仇；台下，近千头颅仰着，沉浸在同一个悲喜的梦里。风刮得更紧了，卷起场边的枯草屑，扑打在人们的脸上、身上，可没人觉得冷。那从台上流泻下来的声与光，那弥漫在人群中的专注的体温，似乎凝成了一个巨大的、无形的暖罩，将腊月的严寒严严实实地隔绝在外。
后来，我离家求学，工作，像一尾鱼游进了城市浩瀚而冰冷的海。故乡的戏班，不知从哪一年起，悄无声息地散了。老歪听说去了城里某个工地看大门，那面曾响彻云霄的堂鼓，大概早已蒙尘，或成了谁家灶下的柴火。村庄越来越静，静得能听见时光流逝的沙沙声。打谷场装了健身器材，闪着冷冰冰的钢铁的光泽。年味则被分割、包装，塞进了电视屏幕和智能手机的方寸之间。
母亲电话里说的县剧团“送戏下乡”，舞台是现代化的流动舞台车，灯光璀璨，音响震耳。演员们妆容精致，唱念做打无可挑剔。台下也坐着人，大多安静地看着，或低头刷着手机。可我心里总空着一块。我想念那个粗糙的、毛边的、甚至带着点儿草台班子野气的“大戏”。
我终于还是对母亲说：“回，我回去看。”我要回去，只为在那一方被强光照亮的崭新舞台上，试着辨认那旧时年戏的痕迹，试着在铿锵的电子配乐里，捕捉一丝当年土地深处传来的余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