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
在知道“春节”前，我一直生活在“过年”的氛围和文化里。我喜欢过年这个词，有年味儿，这可能跟我的生活经历有关系。
我生长在一个陈旧的乡村，即使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整个世界都日新月异了，我老家还处在千百年来乡村生活的巨大惯性里。时间在那片土地上 行动近乎迟缓，乡风民俗基本都坚守着，过年就是过年，是一年中最大的事儿，喜气洋洋 土得掉渣，但那黏稠的烟火 、喜庆味儿，和对来年好日子毫无遮掩的向往，让我在色香味诸个层面上深刻地理解了这个中国传统的节日。
实话实说，我对春节所有的美好记忆都来自故乡的年。那年味儿是从野地里、街巷中、家门口、集市上和每一个人的内心与脸上分泌和蒸腾出来的，是日复一日的遥想终于水到渠成，是小企盼 天天积累后导致的大爆炸。那的的确确是一年的目标和终点，以及新一年的开始：各种遥想与企盼再次累积。
在故乡的那些年，每年我都是从十月份开始清晰地意识到这一年的尽头是“年”。十月份，秋凉降临，一刀刀红纸、一箱箱墨汁堆放到我睡觉的西屋里。白天我上学，祖父在西屋里的一张大槐木桌 开始干活儿，裁纸、折叠、调墨，然后 写。我家卖对联，那是我出生之前就已开始的营生，一直到 念大学，那会儿祖父八十多岁，写不动了，三十年的卖字生涯才告结束。
写对联是个慢活儿，祖父又老派，相信慢工出细 所以更慢。因为慢，十月份就得开工。祖父 条斯理地折好红纸，裁成一条一条，宽的写上下两联，窄小细长的做横批，宽大四方的写上一个个“福”字。除了某年生病，每 十月，祖父都戴老花镜，坐在槐木桌前，蚂蚁搬家一样写一副副对联。写好的对联放在院子里晾干，然后一副副叠好，码放整齐。
纸是红的，墨是黑的。从十月开始，我对过年 想象里就根深蒂固地有了这两种颜色。过年当然要红，吉祥，喜庆；过年也会黑，是墨色，也是夜色。那些 乡村之夜的确黑如浓墨。开始是油灯，昏黄 一小团光亮；通了电，家家户户也只用耗能最低的灯泡 十五瓦的光明开辟出极小 一片领地，灯光之外的除夕夜弥漫着大地上最纯粹的黑暗，室外伸手不见五指。正因为夜的黑，鞭炮才如此耀眼，每一道闪光都是惊喜；也因为乡村之夜黑沉沉的宁谧，每一声响才如此饱满清亮。千家万户鞭炮齐鸣，高低错落，远近有致，那是比《新春序曲》还要喜庆和复杂的除夕交响乐。
祖父的对联一直写到除夕。卖对联是我妈的事，放了寒假我会和我妈一起，两辆自行车，赶远路早出晚归。早必须很早，晚也必是很晚，走在夜路上我常想起披星戴月这个词。骑车穿过寒风，手和脚十分钟就冻成冰坨，半天暖不过来，但春节前的集市我还是喜欢去。我们叫赶年集。艳阳天自不必说，只听五花八门的吆喝，就知道大家是如何期待那个蓬勃富态的年。赶上风雪天，大风稍一止息，整个集市就恢复了热气腾腾。花红柳绿的年货看着都 闹，更有各种现做 吃食，油煎包子、饺子馄饨、大饼油条和豆腐脑，揭开锅，半条街都云里雾里。好日子必让人有一种熏熏然的感觉，这是我小时候在年集上所得的体认。
除夕那天不赶集，货砸在手里也不卖。过年要从容，一顿除夕饭必须吃好 很多地方除夕饭都在晚上，一家人围炉夜话，来一顿丰盛的大餐，我们那里在中午。 上午都忙，祖母、我妈和我姐在厨房，祖父、我爸和 在院子里，围着一张八仙桌转，给街坊邻居写对联。早年是祖父和我爸写，我打下手；后来是我爸和我写；再后来，我爸也袖手旁观了，看我一个人忙活。都写好了，他们拿回家贴上。开门红，开门见红了，午饭方可开吃。我们的规矩是对联必须贴在饭前 邻居走后，我用剩下的纸写自家的对联，所以我们家的午饭永远都是村子里最迟的。别人吃完了还有空睡个午觉，我家吃完了，除夕夜就到了。
除夕之日的程式化生活，在我的记忆里持续了二十多年，直到十几年前，我开始在北京和其他地方过 。在外地过年自有其理由，但不管身在天南海北，我依然觉得那种程式化的除夕最有意义，仿佛那是进入新年必要仪式。
既然新年如此重要，是为岁末，亦是岁首，迎送理当隆重。既须隆重，如何隆而重之？那就得有仪式感 就要有必要的形式。充满仪式和形式的，是细节，尤以日常、不经意的细节最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