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吴运铎，一生守初心

王东升　　　母亲在世时，告诉我她采访过“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我不相信。母亲拿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递给我，笔记本上的字迹密不透风，多处提到吴运铎，我才相信。　　“那年能采访到吴运铎同志，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儿。”母亲说，那时她刚任北京市宣武区团委代理书记，就接到了团市委组织的“采访英雄”活动通知。当她得知采访的对象是吴运铎时，激动得一夜未合眼。　　出发前，母亲找来登有吴运铎事迹的报纸、杂志，反复研读，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1956年夏，母亲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胸前别着团徽，与采访的青年一同前往吴运铎家。　　那是一间普通的四合院，开门的是吴运铎的爱人。她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侧身让他们进屋，轻声说：“老吴早等着你们了，知道今天有青年同志来采访，特意换了件新洗的中山装，还念叨着要好好跟年轻人说说当年的事。”　　屋内，吴运铎坐在藤椅上，身着灰色中山装，袖口挽到小臂，手腕上布满了深浅不一的疤痕，像老树皮般粗糙。　　吴运铎左腿裤管空荡荡的，用粗布带子系在腰间，却依旧坐得笔直，眼神里透着穿透岁月的坚毅。　　见到一行年轻人，他缓缓抬起左手——那只手仅剩了一点拇指和食指，摆了摆说：“年轻人，来来来，坐吧，不用拘束。”　　母亲小心翼翼地拉开木椅坐下，把笔记本轻轻摊在膝头，紧捏钢笔问道：吴同志，我们想听您在根据地研制武器时的故事。　　吴运铎微微颔首，嘴角露出温和的笑容，声音略带沙哑说：“抗战中，根据地的条件苦，我们自制土设备，制造平射炮和各种地雷。没有机床就用手工凿，没有炸药就自己配，厂房是借的民房，工具是凑来的旧家伙，有时候连饭都吃不饱，经常一天啃两个红薯，战友们没人喊过累。”　　讲述中，吴运铎左手偶尔会下意识地轻轻抚摸左腿的裤管，继续说：“1941年初前方急需的炮弹，我在拆卸旧炮弹时，突然发生了爆炸，当时被气浪掀飞出去，左眼被炸瞎，左手手指炸掉几根，左腿膝盖被炸开，露出膝盖骨，左眼几近失明，昏迷了15天，在病床上躺了3个多月。”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平静得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仿佛那些深入骨髓的伤痛从未在他身上留下痕迹。　　采访中，母亲忍不住问：“吴同志，您经历了这么多伤痛，有没有过想放弃的时候？”吴运铎笑了笑，转头望向墙上挂着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海报说：“我读过保尔·柯察金的故事，他能在失明、瘫痪的情况下坚持写作，为革命事业奉献一切，我这点伤痛又算得了什么？”　　吴运铎顿了顿，伸出仅存的两根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似乎敲在母亲的心上：“人活着，就要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情。当年我们搞兵器，就是想让前线的战士们有枪有炮，早日把敌人赶出去，让大家都过上安稳日子。”　　访谈间隙，吴运铎端起印有“为人民服务”瓷缸喝了一口水，茶缸边缘已磕掉了瓷，露出里面的白铁，却被擦得锃亮。吴运铎喝茶动作虽慢，却稳稳当当，没有洒出一滴。他接着说：“这缸子跟着我好多年了，从根据地一直带到北京，陪我度过了最难的日子。”　　他察觉到老妈仰慕的目光，笑着说：“现在条件好了，仍然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精神不能丢，年轻人更要记住这点。”母亲默默记下这句话，在笔记本上工工整整写下“勤俭节约，艰苦奋斗”8个字，旁边还画了个小小的搪瓷缸图案，一笔一划，满是崇敬。　　采访即将结束时，吴运铎从书架取下一本《把一切献给党》的书，用左手仅剩的拇指和食指捏住钢笔，在扉页上写上“献给朝气蓬勃的青年一代，愿你们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赠词后，递给了母亲。　　母亲双手捧着那本书，激动不已，深深向吴运铎鞠了一躬。　　大家走出院子后，忍不住频频回头：吴运铎同志依旧坐在藤椅上，朝着她们的方向挥手，夕阳的余晖洒在他身上，像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使这个残缺却坚毅的身影，永远定格在了老妈的记忆里。　　后来，母亲把采访的内容反复整理、修改，连夜写成采访稿，发表在当时的《北京青年报》上。　　稿子刊发后，被许多单位青年当作学习材料，有很多人读完后给母亲写信，字里行间满是激动与崇敬，纷纷表达要以吴运铎为榜样，投身国家的建设。　　那些信件，一直夹在采访笔记本里，伴随老妈一生。　　而今，母亲已化作天际星辰，而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的信念，早已成为我仰望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