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妮
母亲离开我们时虽然已是高寿，但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她受尽了病痛的折磨。我们和医生都束手无策。每每被疼痛折磨得忍不住叫喊时，母亲就会让我给她揉肚子、揉腿，可这些办法终归成了徒劳。在后来无数个想起她的瞬间，我都会回忆起儿时母亲为我们治病的那些场景。
我是家里的长女，在那缺吃少穿的年月，我先天发育就不良，自然体弱多病。记忆里，我每年差不多都要进一次医院，更多的时候，是母亲用自己的办法为我治病。
小孩子最容易生的病无非就是感冒，而母亲有很多种办法来治我们的感冒，印象最深的是母亲给我“蒸澡”。
有一次我感冒发高烧，烧到说胡话。那天晚饭后，母亲将白天从田埂上扯回来的一大包草草——现在才知那就是中药草，洗干净放进锅里，添了一大锅水。等水烧开，就搬来家里的大木盆，将这一大锅滚沸的开水倒进木盆里，又拿了个小木凳放在木盆中央，把我抱进木盆坐在小凳上，脚搭在木盆边沿上。随后，母亲拿来两张草席，一张沿木盆围成一圈，一张则盖在上方，为我搭起了一个圆形的“浴房”。我坐在这个特殊的“浴房”里，任由腾腾热气蒸熏着我的全身。直到蒸气慢慢散去，母亲才撤去围席，往木盆里加些冷水，边加边用手试着温度。水温合适了，母亲便拿走木凳，让我全身泡进水中。洗澡水里还漂浮着很多草草，母亲就用这些草草给我擦洗全身。洗完澡，母亲把我抱到床上，塞进早被她用烘笼烤热的被窝。被熏蒸浸泡弄得眼皮沉沉的我很快入睡，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头一天的头痛身酸竟已完全消失，整个人神清气爽。
在上中学前，这样的场景时有出现。
母亲给我们治病，当然不是每次都“蒸澡”，她还有很多办法，比如“滚蛋”。
也是从田埂上采回一些草草，放在锑锅里，再放两个鸡蛋。烧火煮熟后，将蛋捞起，剥去蛋壳，和家里仅有的一枚“袁大头（银元）”一起包进手帕里，在面部和额头轻轻揉滚。等蛋白被揉成碎块，母亲便打开手帕，那枚“袁大头”已经由银白色变成了黑金色，而完整的蛋黄上则布满了细小的颗粒。听母亲说，“那些都是病毒”。
除了熏蒸热敷，母亲还有一招就是“火灸”，用的是裹了雄黄的麻绳。
每年端午节，母亲都会切一小片肥猪肉，再将一段搓好的细麻绳在猪肉上勒一勒，让麻绳上浸满了猪油，然后将其放进盛有雄黄粉的小碗里裹满雄黄粉，再挂在灶房高处。遇到我们感冒，母亲就会剪下一小截麻绳，在油灯上点燃了，往我们的脑门或是太阳穴上快速一戳，我们还来不及喊痛，所戳之处就留下一个针尖大的疤痕。之后睡上一觉，第二天一早起床，头不痛了，鼻涕也不流了，胃口也好了。
母亲还会“揪痧”“打火罐”“刮背”……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她就用这些土办法，护着我们没病没痛、平平安安地长大。
如今，母亲已经离开了我们。可她为我们治病的那些场景，还深藏在记忆里，从未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