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玉松
杀年猪，是刻在记忆里的老习俗了。上世纪直到八十年代末，人们日子不像现在这样宽裕，平日里谁家也舍不得割肉吃。农村里家家户户都喂养着猪，大多数人家会自留一两头，等到腊月里便挑个好日子杀了，开始准备过年。那时候，乡下杀年猪真是件热闹事。小孩子盼过年，不仅是盼压岁钱和新衣服，要我回忆，多半是从盼杀猪开始的，因为杀了猪就意味着能吃顿好的哩！
杀猪的日子要选吉日，讲究的人家还得看时辰。定好了日子，主人家提前几天就去请村寨里的杀猪匠，再邀上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到时候一起来帮忙，然后吃刨汤。
记得有一年腊月，我家要杀猪了。天才蒙蒙亮，母亲就在院坝里架起一口大锅，烧上满满一锅水。请来的乡亲和亲戚们也陆续到了，有的帮忙添柴，有的搬来一条厚重的杀猪凳，还有的蹲在猪圈边，商量着分工。
等时辰差不多了，村寨远近闻名的杀猪匠背着一个油光发亮的竹背篼来了，里面整齐地挂着整套“家什”——杀刀、砍刀、剔骨刀，还有刮毛刀，一应俱全。
时辰一到，几个汉子跳进猪圈。有的揪耳朵，有的拽尾巴，连拖带推，把母亲喂养了一整年的大肥猪从圈里赶了出来。肥猪嗷嗷叫着，四蹄扒地，但最终抵不过众人力气，被牢牢按倒在杀猪凳上。接着，顶肚的顶肚，按腿的按腿，各司其职，把肥猪死死压住。大人们有时也会逗小孩子：“去，扯着猪尾巴！”那是我当时最乐意干的活儿。
一切就绪，杀猪匠手脚麻利，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猪血哗哗淌进盆里。众人仍不敢松劲，直到猪不再蹬腿，才合力把它从凳上掀下来。杀猪匠在猪后腿割开个小口，拿根细铁棍轻轻往里捅，为的是“通通经络”。接着，他鼓起腮帮对着那小口子猛吹气。猪身渐渐鼓胀起来，旁边的人配合着用木棍轻轻拍打，让气走得匀称。不一会儿，整头猪就圆滚滚的，像个大气球。杀猪匠用绳子扎紧吹气口，提来滚烫的水，均匀浇在猪身上。这时才拿出刮毛刀，唰唰几下，猪毛便褪得干干净净。吹胀了的猪，皮绷得紧，刮起来又快又干净。接着开始分割，直到最后一片肉摆上案板，一场杀年猪的“大戏”才算落幕。
我紧紧盯守着杀猪全过程，目标就是那只猪膀胱，我们小时候都叫“猪尿泡”。这头大肥猪，我给它打过猪草，煮过猪食，养它有我的一份功劳，理所当然要点回报呢。杀猪匠看出我的心思，麻利地割下来，笑着递给了我。此后大半年，那只“猪尿泡”被我吹得大大的，成了我和小伙伴们不花钱的足球、篮球。操场上、田野里，留下了一串串童年欢笑。
在我们黔南独山老家，杀完猪没吃上血肠，就算不上真正吃过刨汤。老家的做法是在杀猪时接下猪血，掺上磨好的糯米浆，撒点盐，搅匀了灌进洗净的猪肠里，放到大铁锅里煮熟。捞出来，切成小段，便是最地道的血肠。入口又糯又香，大人孩子都抢着吃。而那锅煮过血肠的浓汤，才是刨汤的“魂”。舀几勺汤，兑好了火锅锅底，再下几片刚割下的鲜肉，滚烫、香醇，让人放不下筷子。
母亲把煮好的猪肉、血肠捞出来，先敬祖宗，再让我们放一挂鞭炮。最后，自然是乡邻亲戚围坐，吃肉喝汤，尝新酿的米酒，说说笑笑。话题总离不开一年的收成、家常，还有对来年的期盼。几桌刨汤，吃的是肉，暖的是心，令我难忘的是三餐四季的烟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