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许毅 通讯员 廖佳 游滨礼 雷灵娟
摩挲着《从遵义到延安》的封面，听闻遵义到延安即将通动车的喜讯，该书88岁的作者、曾任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的石永言笑得格外舒心。
“两地通了动车，以后学者来往交流可就方便多了。”石永言轻闭双眼，集中精力搜索记忆库，聊起他为了创作先后五次奔赴延安的过往。
石永言第一次去延安，还是上世纪70年代，从遵义出发，挤上绿皮火车一路摇晃到北京，又从北京中转到达西安。“七八十个小时的车程，腿都坐肿了。”他回忆道，“这还不算，西安到延安得坐汽车，又是整整一天。”
等到石永言第五次去时，延安已通了火车，变化也大了许多。
1962年，石永言进入遵义会议纪念馆工作，自此与长征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埋首馆藏资料，潜心研究红军在遵义的详细历史和具体事迹，还多次奔波外出采访，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甚至发掘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
奔赴延安的路漫长曲折，采写创作的过程同样充满艰辛。创作的激情、坚持到底的决心，让石永言一路奔波也从未想过放弃。一次次前往延安的旅途，成为他深度研究长征历史的走廊。他最终撰写出一部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自1935年遵义会议到1945年中共七大之间奋斗历程的历史小说，就是这本《从遵义到延安》。
石永言感慨，这趟连接中国长征“转折之地”与“胜利落脚地”的动车，不仅缩短了两地的地理距离，更像是一次穿越时光的奔赴。他欣然提笔写下“从遵义到延安”六个字，连同那本小说，交给曾在纪念馆共事过的王亚兰，请她代为见证首发列车的启程。
1月26日11时4分，从贵阳北开往延安的G3360次“复兴号”动车组稳稳停靠在遵义站。车身涂装的“红飘带”恰似一条流动的血脉，让站台上的王亚兰眼眶微微发热。
走进5号车厢，顶棚“晾晒”着金黄的玉米棒子和火红的辣椒串，再点缀以竹编簸箕、成串的红皮大蒜，一股浓郁的丰收气息扑面而来。
“我们是参考了陕北窑洞和黔北农家的装饰风格来布置的。”值乘列车长姜壮介绍。
车内张贴的海报上，遵义会址与延安宝塔山同框呈现。贵阳客运段的党、团员青工穿上民族服饰，用歌声与舞蹈庆祝这一刻。小学生蒋佩文用心倾听王亚兰讲述关于红军卫生员的故事，轻轻摸了摸《从遵义到延安》的封面，又从书包里掏出语文课本，翻到《延安，我把你追寻》那一课，轻声朗读起来：“我们毫不犹豫丢掉老牛破车，却不能丢宝塔山顶天立地的脊梁……”这个寒假，她跟着父母到延安瞻仰革命圣地，触摸课本里的历史。
实习列车长张腾叶是一名遵义姑娘，她自豪地说：“很多人提起贵州，首先想到的就是遵义——我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今年正值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张腾叶说，自己正在努力提升业务素质和知识储备，为越来越多来此研学的旅客做好服务。
王亚兰通过手机和石永言视频连线，给老人“直播”车上的热闹景象。两人隔着屏幕，笑意盈盈。昔日，革命的火种在沟峁间艰难传播；今天，革命老区人民的梦想，正沿着铁轨疾驰，一路向前。
图为首发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与旅客合影留念。
记者 李富彬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