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人求死”的悲剧，不能止于判决

□ 李晓亮
　　据现代快报报道，内蒙古女子林某某因怕疼放弃自杀后，竟以“帮老人解脱”为由，连捅一名偶遇的七旬老人6 刀，试图换取死刑。近日，当地法院公布该案情况，被告人林某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判决虽已落地，但这起案件留下的追问远未终结。
　　林某某自述的“帮老人解脱”之说，于法于理皆不成立。我国法律不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帮助他人自杀涉嫌故意杀人。以“解脱”为名加害素不相识的老人，既是对生命权的粗暴践踏，也是对公序良俗的严重冒犯。
　　生命权不可任意处分，更不能以他人的生命作为换取自身刑罚的工具。这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伦理底线问题。司法处理只是事后追责，无法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一个长期深陷求死执念、曾因精神疾病入院治疗的人，为什么没有被制度有效“接住”？
　　这正是本案最刺痛人心之处。据报道，林某某从20岁开始就有自杀行为，却未能获得持续有效的干预与疏导。她的遭遇并非孤例。当下精神卫生服务面临的突出困境是：基层筛查干预能力薄弱，患者和家属因“病耻感”抗拒就诊，潜在病患难以被及时纳入管理。一端是心理困境者干预不足，另一端是重症精神障碍患者监护缺位。今年上海36岁男子顾某将父亲杀害后被鉴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而获释的案例，同样暴露出监管和救治的双重真空。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明确规定，基层医疗机构应当对在家居住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定期随访、指导服药并培训监护人，各级政府应将精神卫生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制度并不缺失，问题在于落地。“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提出推广精神卫生综合管理机制，2025年全国启动“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行动，推动心理门诊向基层延伸，方向已然明确。但是，基层专业人才短缺、多部门联动不畅、家庭监护能力不足等短板仍需实质性补齐。
　　林某某的刀不该挥向无辜老人，制度的“手”更不该缺席。让每一名心理困境者得到救治，让每一处安全漏洞得到填补，才是堵住“伤人求死”类公共安全裂隙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