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险些拖垮两家国企的工程罗生门

四川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周靖 熊勇

　　在眉山某县经济开发区的甲公司生产车间内，自动化机械臂正规律地挥舞，将1.1米×1.3米的大板精准夹起、旋转、放置，输送至下一个工作台。一旁，身着无尘服的工作人员全神贯注，密切监控着设备的运行状态。
　　“订单持续饱和，公司27条LCD屏生产线和25条手机显示模组生产线已满负荷生产，每月产能约120K大板。”公司工作人员指着高速运转的生产线介绍，作为全球领先的车载显示屏生产企业之一，甲公司产能位居行业前列，产品供应汽车、工业、消费电子产品等领域，目前正在积极扩大产能，预计年底产能将突破每月130K大板。
　　然而，就在半年前，这家公司还深陷诉讼泥潭，经营性融资紧张，现金流几近断裂。而这一切，都源于八年前一场“边设计、边施工”的“豪赌”，险些将两家国企一同拖入深渊。

危机“先开工再算账”埋隐患
　　时间回到2017年。某县引进某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落地建设总投资高达443亿元的显示屏生产线项目——这是眉山建市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个工业项目。作为项目一期的甲公司，承载着带动地方产业升级的厚望。
　　项目厂房生产线建设启动招标，乙建筑公司以46.65亿元中标。为了早日落地投产，双方以EPC项目总包模式签订合同，中标后“边设计边施工”，工程图纸未完全确定。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工程“暂定总价”46.65亿元，最终价款“经审计复核后据实结算”。
　　这种“边设计、边施工”的模式，加上模糊的结算标准，犹如一颗埋入地底的暗雷，为日后一场数额惊人的结算纠纷埋下伏笔。
　　四年转瞬即逝。2021年5月25日，工程竣工验收。一个月后，乙建筑公司编制结算书报送至甲公司，工程总价款65亿元，比中标价高出近20亿元。甲公司当场拒绝，理由除了“工程未整改完成”，更直指结算资料“不诚实、不公平”。
　　“这和招标控制价存在巨大差距。”甲公司总经理至今记得当时的错愕，“我们认为对方提供的结算资料缺乏诚信基础，所以当时没有认可结算请求，要求他们重新核算。”甲公司方面坚持认为，这本是一个“总价包干”项目，不应出现如此大的浮动。
　　乙建筑公司则反驳：“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甲方需求有新增工程，设计图纸由甲方主导，我们只是按图施工，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包干项目。”一名参与项目的负责人解释，合同原本约定在履约过程中进行“重计量”以锁定价格，但由于厂房项目进度极快，这一环节被跳过，最终导致结算时争议爆发。
　　一方咬定“包干价”，一方主张“据实结算”。一场关于“该怎么算账”的拉锯战，悄然开始。

升级 信任崩塌引爆诉讼
　　两年间，结算僵局始终无解。乙建筑公司作为外地企业，怀疑对方利用主场优势有意拖延；而作为地方龙头企业的甲公司，则难以接受那份差距巨大的结算报价。信任的裂缝，早已深不见底。
　　2023年3月，失去耐心的乙建筑公司终于将争议摆上台面，向眉山中院提起诉讼，要求甲公司支付拖欠的工程款本金22.64亿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此时双方仍未结算，并不具备提起审计条件。
　　案件极为棘手。甲公司不仅是眉山第二个“百亿企业”，2024年产值达105亿元，更是撑起当地电子信息产业生态的关键支柱——它关系着近4000人的就业，生产线常年运转。这家企业的运营，与地方经济脉络紧密相连。
　　涉案金额巨大、案情之复杂，让案件超越了普通经济纠纷的范畴，其处理结果将对眉山社会经济发展大局和营商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立案后，眉山中院组建了以副院长刘锋为审判长，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庭长李东、常年办理建设工程领域案件的法官余林峰为成员的审判团队。
　　“刚开始就感觉到，乙建筑公司对法院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动作都充满警惕。”李东回忆道。这种不信任并非毫无来由——立案时，距离其递交结算书已过去近两年，作为外地企业，他们自然对在对方所在地打官司心存顾虑。
　　更深层的挑战源于双方的企业性质。两家企业均具有国企背景，内部决策程序严谨，经办人员自主空间有限，都背负着严格的合规要求与风控压力。“双方对自身权益的坚守与彼此间的信任渐失交织在一起，导致案件办理过程变数频生，也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工作难度。”刘锋坦言。
　　面对这座由巨额资金、复杂情绪和制度壁垒筑成的高墙，眉山中院没有选择简单的程序化处理。他们主动打开天窗说亮话，与双方展开了多轮以“重建信任”为核心的破冰对话。
　　法院向双方明确了三条基本原则：一是恪守契约，尊重既有协议框架；二是诚信为本，不能因施工过程中单据、凭证的细微瑕疵而否定实际发生的工程事实；三是务实导向，核心目标是帮助企业从诉讼泥潭中脱身，回归经营正轨，避免在次要争议上过度消耗，导致损失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法院向我们交了底，法官是真心实意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着想。”这种设身处地的沟通，开始逐步软化对峙的坚冰，让双方的情绪从激烈趋于理性，为后续艰难的审判工作撕开了一道口子。 （下转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