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雨阳
达瓦对阿库（藏族里称呼父亲的兄弟）的全部印象，来自阿妈在火塘边的讲述。
“你阿库去省城那年，才二十出头。”阿妈用火钳拨了拨柴，火星溅起来，又落下去，“全村没人敢走那么远。他一个人，背着一篓松茸，翻了三座山，搭上一辆拉木材的卡车，就这么去了。”
这个故事达瓦听过无数遍。每一个细节他都烂熟于心：阿库的背篓是阿爸亲手编的，用青冈竹，编了三个晚上；阿库走的那天穿着阿妈缝的藏袍，袖口有一块补丁；阿库站在村口回头看了一眼，冲阿爸喊了一声：“阿哥，我去山那边了，等我回来”。
“后来呢？”米玛每次都会问。她比达瓦小六岁，对故事永远听不腻。
“后来啊，”阿妈的嘴角微微上扬，“你阿库在省城站稳了脚跟。他做松茸生意，脑子活，胆子大，省城那些大老板都跟他称兄道弟。他在省城买了房，开了公司，一年经手的松茸上百吨。”
“等你阿库回来就好了。”阿妈说。这句话像一句经文，每晚在火塘边念一遍，就能驱散这一天的疲惫。
阿爸是在达瓦七岁那年走的。山体滑坡，连人带骡子一起埋在了去县城的路上。从那以后，阿妈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她在镇上给人洗衣服，帮收购商分拣松茸，什么活都干。
但阿妈从不抱怨。村里人也信次仁会回来，次仁是阿库的名字。每年松茸季，收购商老刘从省城来，总会带来一些消息。这些消息像松茸的香气一样在村里弥漫：“次仁换车了”“次仁要投资建冷链中心了”“次仁说等忙完这阵就回来修路”……
阿妈不许任何人说阿库的坏话。有一回，隔壁的央金婶婶在溪边洗衣服时嘟囔了一句：“次仁出去这么多年，也没见他寄回来几个钱。”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阿妈耳朵里。达瓦记得很清楚，那天阿妈没有发作，只是从此再也没有去那条溪边洗过衣服。她宁愿多走两里山路，去另一条溪。
米玛考了全县第一。镇上的老师专程来家访，坐在火塘边喝酥油茶，说这孩子是读书的料，说什么也要供。阿妈笑着点头，送走老师后，一个人在灶台前站了很久。
达瓦站在门口，看着阿妈的背影。他发现阿妈的头发白了不少。
那天晚上，达瓦把阿爸的旧背篓从墙上取了下来。
第二天天不亮，他上山了。
雅江的松茸是有讲究的。海拔三千米以上，高山松和冷杉混交的南坡，腐殖土要松软厚实，排水要好，阳光不能太烈也不能太阴——这样的地方，松茸才愿意长。这些阿爸在世的时候，教过他。
“采大留小。”
这几年山里的松茸越来越少了，达瓦翻了几座山，都只看到短小纤细的松茸，这种叫童茸。童茸不用等成熟、不用挑品相、进山一次能薅一大把。他偶尔听村里人提过，说现在不让采童茸，要保护菌山，搞可持续采摘……
达瓦蹲在一窝童茸前，他犹豫了一下，还是用力一拧，菌柄断裂的声音很脆。
达瓦攒了满满一篓童茸。他没有卖给村里来的收购商，那些人给的价格太低。他做了一个决定：带阿妈和米玛一起去县城，去最大的生鲜交易市场，把童茸卖出最高的价钱。
县城的生鲜交易市场比达瓦想象的更大、更嘈杂。巨大的铁皮棚顶下，上百个摊位一字排开，冷链货车的排气口喷出灼热的气浪，把空气烤得扭曲。入口处最显眼的位置，摆着“雅江松茸地理标志产品”的专柜，冷藏柜里的松茸个头均匀、菌伞半开，每盒都贴着溯源码，标价让他吃惊。
达瓦低头摸了摸背篓里的童茸，米玛紧紧拉着阿妈的衣角，眼睛瞪得很大。阿妈牵着她的手，他们在市场里转了三圈，好几个摊主一听是童茸，连忙摆手摇头。一个面善的摊贩看了他们一眼，压低声音说：“小兄弟，今年县里出规定了，不能收五厘米以下的童茸。你去尾角碰碰运气，那边有些人什么都收。”
他们一路打听，越走越深。三个人从市场的黄金地段走到了最偏僻的角落。这里的棚子更矮，光线更暗，水泥地上到处是烂菜叶和融化的碎冰碴。
达瓦走在前面，突然停下了脚步。最角落的摊位后面，坐着一个男人。一张歪歪扭扭的折叠桌，上面稀稀拉拉摆着几朵品相极差的松茸，摊主弯着腰，正在用一块脏兮兮的湿布擦拭松茸上的泥土。他头发已经花白，乱糟糟地支棱着，脸上是被高原紫外线灼出的斑，颧骨高耸，眼窝深陷，两颊凹进去。
达瓦盯着那个人的侧脸，他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阿妈。
阿妈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脸上的血色一点一点褪去。她的手还牵着米玛，但手指正在收紧。米玛疼得轻轻“嘶”了一声，但阿妈没有察觉。
达瓦从来没有在阿妈脸上见过这种表情。米玛拉了拉阿妈的手：“阿妈，你怎么了？”
阿妈没有回答，伸出手死死拽住达瓦和米玛的胳膊，“走……我们走。”她的声音压得极低，发着抖。
达瓦没有动。他轻轻放下背篓，牵着阿妈和米玛，走向尾角。
那个摊位前，男人低着头，还在擦。突然，三个影子落在他的手上。他抬起头，目光落在那个女人脸上。他的手停住了，湿布从他指间滑落，掉在那朵卖不出去的松茸旁边。
达瓦伸出手，握住了男人那只粗糙变形的手。
“阿库。”
他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