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国辉
时间如果倒退1636年，今天的广元市区有城镇吗？反正文献和考古没有提供东晋太元十五年（390）兴安县建置前今广元市区有城镇的记录。从这个意义上讲，太元十五年建置的兴安县很可能是今天广元市区有城镇的开始。
东晋为什么要在太元十五年建兴安县？兴安县的建立又如何影响其所在区域后世行政格局的变化？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一、太元十五年东晋梁益方向所面临的形势
太元八年（383）前秦肥水战败，东晋趁机于太元九年（384）收复汉中，太元十年（385）收复成都，梁益方向所面临战略压力有所缓解，但形势并不乐观。关中方向前秦残余势力仍在，而方兴未艾的后秦又成为最大潜在威胁。关键是陇右方向，杨定所建后仇池国就在晋人收复梁益二州之际重又崛起于仇池地区。
杨定，清水氐，前仇池王室后裔，因家族内斗投奔前秦，任前秦尚书、领军将军。张维《仇池国志》：“太元十年符秦国乱，杨定奔还陇右。明年，徙治历城（今甘肃陇南西部），请于晋。割天水之西县（今甘肃礼县东北）、武都之上禄（今甘肃成县西南）为仇池郡。十四年（389），北得天水（今甘肃天水秦州区）、略阳（今甘肃秦安东北）、陇城（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翼城（今甘肃甘谷东）。自号陇西王。”据《仇池国志》介绍，这个位于西汉水流域、渭水上游、白龙江干流的区域，“循西汉而东为下辨（今甘肃成县西北）、武兴（今陕西略阳），南出关城（今陕西宁强阳平关镇）则至汉中，自武都波白水（有误，可能是白水，即白龙江）而南为葭芦（今甘肃文县临江镇）、阴平（今甘肃文县旧县城西），又南则至景谷、白水（今四川青川沙州镇），若自仇池溯西汉北出塞峡（甘肃西和一带）则可撼动天水、略阳”。其郡治（实为王城）“历城”，距今陕西汉中主城区约250公里，距今广元主城区约330公里。
杨定复国后，周旋于南北大国之间，向北合纵连横，向南纳贡称藩。太元十一年（386）刚臣于东晋，获取土地和名号，太元十二年（387）马上又接受前秦大将军、益州牧封号。
梁益是东晋西北防务重要屏障。杨定接受前秦“益州牧”封号，就意味着接受前秦攻取益州暗示。为了安抚杨定，稳定梁益，东晋不仅承认其自封等各种不臣行为，而且还不断提高其政治待遇。据《仇池国志》记载：“太元十五年（390），晋以杨定为辅国将军、秦州刺史。定自署征西将军，晋又进定持节、都督陇右诸军事、辅国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校尉、刺史如故。”
二、周琼奏疏与晋寿郡、兴安县的设立
文献没有杨定在位期间大举南下记录。从文献看，后仇池与前仇池一样，实际上发挥着东晋梁益方向与北方大国之间战略屏障或缓冲区作用。但太元十五年东晋对它的防范还是提上了议事日程，在东京朝廷再次提高杨定政治待遇的同时，有了东晋梁州刺史周琼的奏疏与晋寿郡和兴安县的建置。
《晋书》记载：“琼劲烈有将略，历数郡，代杨亮为梁州刺史、建武将军，领西戎校尉。”其祖父周抚就曾经担任益州刺史，镇蜀三十余年；其父周楚又“从父入蜀，拜鹰扬将军、犍为太守。父卒，以楚监梁益二州、假节、袭爵建成公。世在梁益，甚得物情”。这是一个非常熟悉梁益情况，多次成功处理该地区盗贼、叛匪和氐人事务的家族。针对太元十二年以来梁益形势，身为梁州刺史的周琼上疏朝廷，提出了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主要内容是继桓温之后再次调整梁益行政区划，其中包括晋寿郡和兴安县的建置与归属。
周琼上疏原文并未完整收录于《晋书》，现存最早权威信息见于《宋书》卷三十七·州郡志三·梁州·晋寿太守：
晋寿太守，《晋地记》云：孝武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琼表立。何志故属梓潼。而益州南晋寿郡悉有此诸县。《永初郡国》、徐又有南晋寿、南兴、乐南、兴安县。何无南兴乐，云南晋寿，惠帝立，余并不注置立。今领县四：晋寿、白水、邵欢、兴安。去州陆一千二百；去京都水一万。
“何志”指《何承天志》或何承天《宋书志》，“徐”指《徐爰宋书》或《徐志》，均为记载刘宋政区地理沿革著作。“《永初郡国》”，为山谦之所著刘宋永初年间地理志。《宋书》引用这些文献的目的是说明晋寿郡相关辖区变化及记载异同情况。“晋寿太守”文字中最关键的一句话引自《晋地记》：“孝武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琼表立。”关于兴安县，只说“《永初郡国》、徐又有南晋寿、南兴、乐南、兴安县……今领县四：晋寿、白水、邵欢、兴安”，并没有后世所谓“析晋寿县北境置兴安”说法。“太元十五年、分晋寿县置兴安”说法，最早来自《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二·绵谷县：绵谷，“本汉葭萌县地，东晋孝武帝分晋寿县置兴安县。隋开皇十八年（598），改为绵谷县”。只说“分晋寿县”，无“北境”二字。“北境”二字出现在《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五·利州·绵谷县：
绵谷县，汉葭萌县地。东晋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琼，以晋寿境土辽远，北界迫近仇池，山川险隔，难于防遏，乃表分晋寿北境置兴安县，立晋寿郡，欲重复上流为习坎之防。隋开皇十八年，改兴安为绵谷县。
这里首次出现“北境”二字。可能是推测，但它确实符合实际情况。东晋晋寿县治今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兴安县治今广元市区，确在晋寿县北。《太平寰宇记》不仅说出了兴安县析自晋寿县北境，而且还揣测了太元十五年周琼为什么要建议“分晋寿北境置兴安县，立晋寿郡”的原因：“北界迫近仇池”，“立晋寿郡”以提升晋寿县所在地地方政府行政级别，给予地方政府更大权力以便调动更大资源防御仇池。“分晋寿北境置兴安县”以“重复上流为习坎之防”。“重复上流”，意为在嘉陵江上游再设一道防线。“习坎”，语出《周易》习坎卦，寓意重险、层层险隘，这里的意思是像习坎卦所示那样依托山川险要加强梁益二州战略防御。
《舆地纪胜》卷一百八十四·利州沿革，不仅沿用《太平寰宇记》说法，而且结合利州历史、地理情况，为这个说法提供了更为明确详尽的说明：
东晋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琼以晋寿疆域阔远，北邻氐羌仇池，阴平、嘉陵诸道并为寇冲，一县统御不周，表析其北隅，两江交汇之地置兴安县，南境仍旧为晋寿县，合二县及白水、邵欢立晋寿郡，使兴安扼北道水陆，晋寿镇金牛剑阁南路，上下相维，互为犄角，以固梁益北门。
建立晋寿郡、兴安县的目的，就是“使兴安扼北道水陆，晋寿镇金牛剑阁南路，上下相维，互为犄角，以固梁益北门”，加强对来自“阴平、嘉陵诸道”“北邻氐羌仇池”侵扰的战略防御。在更高层级的战略防御上，让新设立的晋寿郡不属益州而属梁州，目的是把白龙江、嘉陵江沿线防御纳入梁州控制，以便与两江上游沮汉诸戍结合，形成以汉中为中心，以晋寿为支点的完整的梁州防御体系。
这套防御体系形成后，正史有后仇池进犯，攻破晋寿、葭萌记录，已经是半个世纪后杨难当时期了。这说明晋寿郡和兴安县的建立，保证了梁益二州五十年的和平。
三、兴安县的建置对所在区域后世行政格局的影响
兴安县是东晋晋寿郡下辖四县中建置最晚的一个县。建置前，其所在区域行政中心一直在今广元昭化区昭化镇所在的河谷地带，甚至晋寿郡建置后若干年也在这一带。位于今市区的兴安县由一个新置小县一跃而成为与晋寿郡平起平坐的郡，这个变化发生在萧齐时期。《南齐书》卷十五·志第七·州郡志下·梁州载，梁州下辖晋寿郡同时下辖东晋寿郡，但兴安县仍注录于晋寿郡下，东晋寿郡只注郡名，未见属县，更无建置时间、治所信息。不过既然郡名“东晋寿”，无疑在原晋寿郡之东。明确记载东晋寿郡建置时间、治所所在以及行政区划与行政级别变化的的是《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十五·利州·绵谷县：
东晋太元十五年分晋寿县置兴安县，属晋寿郡。齐明帝永泰元年，分晋寿郡之兴安县置东晋寿郡于乌奴北一里，即今州是也。后魏正始五年，于东晋寿郡立西益州，世号为小益州。梁大同二年改西益州为黎州，至西魏复曰西益州；梁永圣三年又改西益州为利州。后周废州，又为晋寿郡。隋初复为利州……隋开皇十八年改兴安为绵谷县。
萧齐明帝永泰元年为公元498年。也就是说兴安县在建置后108年，其治所同时兼为与晋寿郡分庭抗礼的东晋寿郡治所，东晋寿与原晋寿成为《梁书》中常常提及的“两晋寿”。“乌奴北一里”，即今乌龙山（皇泽寺所在西山，见乾隆《广元县志》乌奴山）北一里——今市区上西坝？这个位置很可能就是《太平寰宇记》所记载的“分晋寿北境置兴安县”县治准确位置，今广元市区发祥地准确位置。北魏正始二年（505），占领梁州，“正始五年（508）于东晋寿郡立西益州”，今市区出现高于郡级行政区划级别，与益州治所成都处于同一级别城镇。《魏书·地形志》对该州辖区虽未提供完整清单，但罗列了东晋寿、南白水、西晋寿、新巴、宋熙五郡名以及五郡下辖十县名，而这些郡县所在治所、疆域一片空白。这可能与当时该州处于南北政权反复争夺，辖区难以稳定，建制难以完善的形势有关。对此，民国二十四年（1935）《四川郡县志》综合《太平寰宇记》、唐宋地志、明清沿革材料，经过比对整理，推断如下：
北魏正始中，魏领有西益州之一部。东晋寿郡领县四：兴安（郡治）、黄石亭、晋安、晋寿。新巴郡领县一，新巴。自余南白水、西晋寿、宋熙三郡，则属宋齐侨郡，不在实郡之列。
根据该推断，北魏占领时期的西益州核心区域可能仅东晋寿郡一郡。而且直到大同二年（536）萧梁收复该州，改为黎州，三十年余间这个郡的控制区域也可能仅在兴安一县。萧梁收复十四年后，简文帝大宝元年（550），后仇池杨德琛背梁投魏（西魏）入据黎州，复名西益州。元钦三年（554）西魏大将军尉迟迥袭取西益州，西克成都，取“顺利”之意而改名为利州。《太平御览》“梁永圣三年”，误。萧梁无“永圣”年号，应为“承圣三年”，即西魏废帝元钦三年（554）。《太平寰宇记》“后周废州又为晋寿郡”，误。《北周地理志》卷四《山南上·利州》 ：“利州，西魏废帝三年改西益州为利州，置利州总管府；北周沿袭，利州建制未废。领郡四：晋寿郡、宋熙郡、新巴郡、恩金郡。”（“置利州总管府”，误，西魏无总管府建制）北周闵帝元年（557），利州仍为州级行政区划建制，同时设置总管府（这是利州设总管府或都督府的开始），州治兴安县，废原晋寿郡，改东晋寿郡为晋寿郡，郡治兴安，隶利州。直到隋开皇三年（583），隋文帝废郡，晋寿郡撤销，利州直接统县。
从北魏正始五年，特别是从北周闵帝元年废原晋寿郡，东晋寿郡改称晋寿郡起，在东汉以来中国行政区划州、郡、县建制层级中，今广元市区作为州郡治所基本稳定。其管辖范围大致包括：晋寿郡，治兴安县，领县兴安、晋安、义城、益昌，对应今广元市区、旺苍县、昭化区一带；宋熙郡，郡治嘉川县，领县嘉川、岐坪、元寿，对应今旺苍县、苍溪县东北一带；新巴郡，治新巴县，领县新巴等，对应今剑阁县西北、青川县东南一带。作为军事统辖机构的利州总管府，管辖范围更大，除利州外，还包括始州、沙州、龙州等州郡县。
从北周到明代，除五代、两宋外，其他朝代绝大部分时间均在今广元市区设有作为军事统辖机构的总管府，或都督府、都元帅府。这些军事统辖机构的存在，从另一个方面阐明了今广元市区所在地为什么能长期保持州郡级治所的原因。
从周琼奏疏与晋寿郡、兴安建置算起，广元市区建城已1636年。其间大约八百年时间里它能居于其所在区域行政中心位置，其原因无疑在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在大分裂时期，它是南北政权争夺的防御基地或前进基地；在大一统时期，它是国家稳定和南北交通的重要节点。虽然明洪武后近六百年时间里降级为县，但它仍发挥着南北交通节点的重要作用。它能在1985年广元建市时成为市区，再次回到它区域中心城市的位置，是有其地理、历史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