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国辉
这里所谓“利州”指北宋咸平四年（1001）所置利州路下辖利州，其治所为绵谷县（今广元主城区）。
三苏都曾经过利州。嘉祐元年（1056），苏洵率苏轼、苏辙赴东京汴梁应考，过利州。嘉祐二年（1057），苏洵妻程夫人病故，苏洵率苏轼、苏辙回眉山奔丧，过利州。熙宁元年（1068），苏轼、苏辙为父苏洵丁忧期满返东京汴梁，过利州。
苏洵一过利州，苏轼、苏辙三过利州。
一、嘉佑元年过利州以及苏辙的梦
关于嘉祐元年苏洵率苏轼、苏辙赴东京汴梁应考过利州，林语堂《苏东坡传》只有一句话：“怀有致欧阳修与梅尧臣的书信，父子便自旱路赴京，迢迢万里，要穿剑阁，越秦岭，为时需要两个月。”台湾学者李常生《苏轼行踪考》提供了更多信息。他断定嘉祐元年三苏赴东京汴梁应考的路线是“发成都，过剑门、郿县、长安、渑池，至汴京”，“离开成都时间约为闰三月”。李书中附录嘉祐四年（1059）冬苏轼“南行顺江下行途中过忠县木枥观时所作”诗《过木枥观》：“石壁高千尺，微踪远欲无。飞檐如剑宇，古柏似仙都”，李注此诗：“苏轼谓：‘出剑门东，望上寺宇仿佛可见。’即此次北行出蜀，过剑门关。”如果林、李二说为是，那么三苏过剑门必过利州；据李说，三苏此次过利州的时间应在嘉祐元年三四月间。
曾枣庄《苏轼评传》说嘉祐元年“三月，苏轼父子按计划离别了故乡，经阆中出斜谷，发横渠，入凤翔驿，过长安，五月到达京城开封。”出蜀当然可以“经阆中”，但令人不解的是赴东京汴梁应考的他们为什么绕道阆中？经阆中后是不是又转利州，曾先生书未给出说明。
苏轼《东坡志林》中《记子由梦塔》一则可为他们此行过利州结论旁证。全文如下：
明日兄之生日，昨夜梦与弟同自眉入京，行利州峡，路见二僧，其一僧须发皆深青，与同行。问其向去灾福，答云：“向去甚好，无灾。”问其京师所需，“要好朱砂五六钱。”又手擎一小卯塔，云：“中有舍利。”兄接得，卯塔自开，其中舍利灿然如花，兄与弟请吞之。僧遂分为三分，僧先吞，兄弟继吞之，各一两，细大不等，皆明莹而白，亦有飞迸空中者。僧言：“本欲起塔，却吃了。”弟云：“吾三人肩上各置一小塔便了。”兄言：“吾等三人，便是三所无缝塔。”僧笑，遂觉。觉后胸中噎噎然，微似含物。梦中甚明，故闲报为笑耳。
梦是现实的曲折反映。
“利州峡”必在利州境内，或即朝天峡。如果此次出蜀未过利州，为何梦境偏在利州峡？“问其京师所需”，说明他们此前从未到过汴梁，是首次出蜀去汴梁，否则为什么问“京师所需”？首次去汴梁而且是去应考，过利州就意味着即将出蜀，心里应该是有所忐忑的，这就是为什么梦境在“利州峡”，为什么梦见“路见二僧”，为什么“问其向去灾福”，为什么僧人回答“要好朱砂五六钱”的原因。从深层心理学角度看，利州峡乃出蜀险境，对应的是几十年间人生坎坷的开始；兄弟结伴而行，对应的是此后几十年间兄弟风雨同舟的宦海经历；路遇二僧，对应的是寻求精神救助；“问其向去灾福”，对应的是渴望前途指引；“好朱砂五六钱” ，对应的是安神、避邪的精神灵药；卯塔、舍利，对应的是禅学“自性为塔”的终极期许。《东坡志林》为苏轼自元丰（1078—1085）至元符（1098—1100）二十多年之杂说史论集编。苏轼生日前夕，苏辙梦回到利州峡，是潜意识以梦的形式对兄弟二人以初出利州峡为起点的几十年仕宦生活的复盘。
或许是因为应考的缘故，抑或是因为此时他们还未成名的缘故，此次过利州，除了几十年后苏辙的梦和苏轼的记梦，利州与他们彼此都没有留下记录下来的其他印迹。
二、熙宁元年过利州以及苏辙的诗
嘉祐二年，程夫人病故，苏洵率苏轼、苏辙回眉山奔丧过利州应该是一次非常匆忙的旅行。苏洵《与欧阳内翰第三书》说：“洵昨出京仓皇，遂不得一别。去后数日，始知悔恨。盖一时间变出不意，遂扰乱如此。……洵离家时无壮子弟守舍，归来屋宇倒坏，篱落破漏，如逃亡人家。”此行，林语堂《苏东坡传》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和线路。曾枣庄《苏轼评传》给出的时间是“嘉祐二年（1057）五月，正当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父子兴高采烈的时候”，但他没给出线路。李常生《苏轼行踪考》给出的时间嘉祐二年“六月初”，对线路的推测是，为了最快、最保险，选择了原路返回：“三苏仓皇返蜀，当依来时原路回乡，即自汴京西去凤翔，转南越秦岭、剑门关，过成都至眉山。”如果李说是，那么北宋汴梁至利州里程为850至950公里，按李说北宋陆路行走每日二十五公里计算，三苏到利州的时间大约在七月初。
此时三苏虽已名动天下，但此行“仓皇”，不可流连，沿途，当然包括利州，与他们彼此仍未留下记录下来的任何印迹。
治平二年（1065）五月，苏轼夫人王弗在汴梁病故。次年，治平三年（1066）四月，苏洵又在汴梁病故。林语堂《苏东坡传》：“在神宗熙宁元年（1068）腊月，在把照顾父母的坟茔等事交托给堂兄子安和一个邻人杨某之后，苏轼兄弟乃携眷自陆路返回京都。”曾枣庄《苏轼评传》：“十二月离家返京”，“苏轼这次返京与第一次赴京应试所走的路线相同，过成都，经阆中，至凤翔，趋长安，在长安过的春节。熙宁二年（1069）二月到京城，差判官告院。”李常生《苏轼行踪考》：“苏洵殁，苏轼、苏辙返乡服丧，熙宁元年（1068）七月除丧。或于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动身离开眉山，北行过秦岭路线出蜀”，“过益昌、凤翔、长安、晤友并作文叙之。”关于此次从眉山出发时间，林、曾、李三说大致相同，只是曾说仍含“绕道”阆中意。北宋眉山到利州大约200至270公里，按林、李线路，按李说陆路行走约每日二十五公里计算，此次出蜀，苏轼、苏辙到达利州的时间大约在十二月上旬。
苏轼《再跋醉道士图》：“熙宁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再过长安，会正父于母清臣家。”北宋利州到长安大约500至550公里，按李说每日行走约二十五公里计算，到利州后再到长安还需20至22天，苏轼、苏辙在利州最多只能停留两天时间。这个时间里，他们只拜会了一个人——鲜于侁。
苏轼、苏辙浩瀚的诗文里能留下涉及利州的笔墨，就是因为这个鲜于侁。
《宋史·鲜于侁传》：
鲜于侁，字子骏，阆州人，唐剑南节度使叔明裔孙也。……神宗初，除利州路转运判官。行助役法，转运使李瑜定本路役钱四十万缗。侁力争：“利土瘠民贫，减半乃可。”瑜不从。神宗是侁议，颁其数为天下范式，黜李瑜，擢侁转运副使。青苗法颁，部民多不愿贷钱，王安石遣使按问。侁曰：“青苗本便民，民自愿乃予，岂可强配？”守利州周永懿贪残，侁按罪械系，流放湘南。
鲜于侁是眉山苏氏故交，为苏轼、苏辙伯父苏涣所赏识、栽培。苏辙《伯父墓表》：“通判阆州……阆人鲜于侁，少而好学笃行，公礼之甚厚，以备乡举，侁以获仕进。其始为吏，公复以循吏许之，侁仕至谏议大夫，号为名臣。”
“益昌”虽是开宝五年（972）前昭化县旧名，但北宋诗文中习惯性使用的“益昌”却不是指昭化，而是指唐天宝元年（742）设置的治所在绵谷的益昌郡郡名代指的利州治所绵谷。李说所谓“过益昌”，即过利州。虽然皇祐三年（1051）年利州路治所已徙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东），但利州路转运司仍在利州。苏轼、苏辙过利州时，恰逢鲜于侁到利州任利州路转运判官，苏轼、苏辙拜会年长苏轼十九岁的家族故交是理所当然的。名动天下的两位大才子，又是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苏涣亲侄，途经利州前来拜会，鲜于侁的盛情接待是毫无疑义的。
鲜于侁在利州期间，曾在宝峰山（今广元主城区东山，凤凰山）辟公署园林（官府衙署内部或附属园林，兼具办公、居住、游赏功能），建有桐轩、竹轩、柏轩、巽堂、山斋、闲燕亭、会景亭、宝峰亭。据《舆地纪胜》记载，该园林建成后，鲜于侁作《益昌公居八咏》，并广邀当时政界、文坛蜀籍或者与利州有关名流如司马光（其父司马池任利州路转运使时曾在利州）、范镇、苏轼、苏辙、文同（均蜀籍）等和其诗。此次苏轼、苏辙到利州应该没有到过宝峰山参观其公署园林，因为鲜于侁也刚到利州任职不久，不可能有兴建如此规模园林的时间。苏辙所写《和鲜于子骏益昌官舍八咏》虽对园林八景都作了详细描述，但肯定不是当时亲眼所见，而是后来读了鲜于侁的诗，结合自己过利州的经验，以及自己想象和当时心情的结果。其《和鲜于子骏益昌官舍八咏·宝峰亭》可以旁证这个判断：
昔过益昌城，莫登君子堂。驾言念长道，未暇升崇冈。今闻宝峰上，缥缈陵朝阳。三休引萝蔓，一览穷苍茫。微云霭双剑，落日明故乡。奔驰迹未安，山薮意自长。漂摇万里外，手把新诗章。宦游不忘归，何异鸟欲翔。尘土污颜面，年华侵鬓霜。何时首归路，所至聊彷徨。樽俎逢故人，亭榭凝清光。为我具斗酒，宿恨犹可偿。
“莫”，“暮”初字；“莫登”即“暮登”。苏辙追溯其“过益昌城”“登君子堂”的时间是黄昏。“崇冈”，高山，应为对“宝峰山”的修辞性指代。“驾言念长道，未暇升崇冈”，意思是因为前路漫漫，他们没有时间登上宝峰山。后面是对登上宝峰亭的想象以及读鲜于侁诗所引发的对故乡的思念。“漂摇万里外，手把新诗章”二句说明他读鲜于侁诗时，已经是在“万里外”了。也就是说，他所写和诗不是在利州参观宝峰山上公署园林时即兴写的，而是离开利州后读到鲜于侁的诗应鲜于侁邀请写的。
“登君子堂”拜会鲜于侁那个黄昏以及后来的离开前的具体情形，苏辙无所交代。鲜于侁也是诗文家。苏轼、苏辙此次过利州，有朋友，有如画江山，本该有一场雅集，却被苏辙一句“驾言念长道”给取消了。
此后，苏轼、苏辙再未入蜀。
三、熙宁九年苏轼的题跋
苏轼虽然没有像苏辙等人那样为鲜于侁的诗写和诗，但在熙宁九年（1076）读鲜于侁诗后写了题跋。此时离熙宁元年“过益昌”与其会面已经过了八年（苏轼说是九年）。
《题鲜于子骏八咏后》全文如下：
始予过益昌，子骏始漕利路。其后八年，予守胶西，而子骏始移漕京东。自朝廷更法以来，奉法之吏，尤难其人。刻急则伤民，宽厚则废法，二者其理难通。而山峡地瘠，民贫役重，其推行为尤难。子骏世家南隆，亲族故人，散处所部，以亲则害法，以法则伤恩，二者其势难全。是三难者萃于子骏，而子骏为之九年，其声蔼然，闻之四方。上不害法，下不伤民，中不废亲，自讲议措置至于立法定制，皆成于其手。吏民举欣欣然，而子骏亦自治园囿亭榭，赋诗饮酒，雍容有余，如异时为监司者。君子以是知其贤。子骏以其所作八咏寄余。余甚爱其诗，欲作而不可及，乃书其末，以遗益昌之人，使刻于石，以无忘子骏之德。
关于鲜于侁的诗，他只说了“甚爱”，仅以“欲作而不可及”的谦辞说明了自己没写和诗的原因，然后转而大段评述鲜于侁在利州的政绩和官声，对其在利州这样一个“山峡地瘠，民贫役重”“亲族故人，散处所部”的地方为官而能“上不害法，下不伤民，中不废亲”行政风格给予了高度赞赏。
熙宁九年苏轼正“守胶西（密州）”。他在《杞菊赋》里描述他的这段时间的生活是：“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俸殆不如昔。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延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而此时王安石已经下野，吕惠卿当政，新法的负面影响更加严重，一个饥饿到需要和副职“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的州最高行政长官，不给朋友写楼堂馆所的诗写和诗，转而歌颂朋友正直、爱民的政绩、官声，不是很正常的吗？
文末苏轼表示，希望有人能把他的题跋带回利州勒石书丹，希望利州不忘前任地方官的政绩、官声，希望后来的利州地方官能向鲜于侁学习。不知他的愿望最后是否实现，利州大地上是否曾经耸立过镌刻着他的题跋的石碑。
元丰二年（1079）鲜于侁知扬州。六月，乌台诗案发生，苏轼被押解回汴梁途径扬州时，鲜于侁要求看望苏轼遭拒。《宋史·鲜于侁传》记载：
苏轼自湖州赴狱，亲朋皆绝交，道扬。侁往见，台吏不许通。或曰：“公与轼相知久，其所往来书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获罪。”侁曰：“欺君负友，吾不忍为，以忠义分谴，则所愿也。”为举吏所累，罢主管西京御史台。
苏轼、苏辙在利州虽然只有短暂的停留，但和鲜于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苏轼大难临头，“亲朋皆绝交”时，鲜于侁的表现足见这种友谊的高度。
眉山苏氏出蜀入蜀五次，三次出过利州，但非常吝惜他们的时间和笔墨，没在利州留下太多的足迹和诗文。但这个家族和利州的关系远不止三苏。
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苏洵之兄、苏轼苏辙伯父，眉山苏氏的第一个进士苏涣擢升提点利州路刑狱，直到嘉祐七年（1062）死于任上。虽然此时的利州路刑狱已经移治兴元，但利州在其管辖范围。嘉祐元年（1056）、嘉祐二年（1057），苏轼父子两次过利州而文献没有他们去看望苏涣的任何记载，是因为时间紧急他们未经兴元而直奔凤翔去了西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