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巴蜀碑帖为例探究书法的立体文化

□马忠

川江号子的新著《探究巴蜀著名书法碑帖及其它》近日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继他《天下书法》《书法艺术与文化》之后又一书法评论专著。该书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与丰富的文化内涵。与传统书法研究只盯着技法、忽略文化所不同的是，该书以巴蜀地区的著名碑帖为主线，把笔墨艺术放在历史变迁、哲学思想和文化意义这三个维度里来看。它不仅梳理了四川在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还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书法是立体文化”。这改变了人们对书法的狭义理解，也为当代书法研究带来了新的启发。

这本书最大的亮点，就是它对“巴蜀书法文脉”的系统性挖掘与实证性解读。作者没有陷入泛泛而谈的书法史叙事，而是以四川地区出土的碑刻、简牍为“活化石”，串联起了一条从战国到东汉脉络清晰的“隶变”主线，让读者得以直观感受书法演变的轨迹。在这条主线中，《青川战国木牍》十分醒目，不仅将“篆变隶”的历史向前推进近百年，而且成为研究先秦隶变最珍贵的实物证据。2010年成都天府广场出土的《李君碑》《裴君碑》，则以“东汉碑刻双雄”的姿态后来居上。两碑分别刻于公元133年、144年，早于“汉碑三颂”与“十大汉碑”半个世纪，碑文800余字与1400余字的体量、保存完好的字口，使其成为迄今文字最多、最完整的汉代碑刻。其书法“雄浑朴茂、气贯长虹”，用笔圆劲含篆意，结体方峻藏隶态，既无标准隶书“蚕头燕尾”的张扬，又暗含波挑的含蓄之美，正好填补了“通俗隶书向标准隶书过渡”的史料空白，印证了作者“若早出土数百年，必列汉碑雄强之首”的判断。此外，书中对巴蜀其他名碑的解读亦见功力。《何君阁道碑》作为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的摩崖刻石，比陕西《开通褒斜道刻石》早8年，其“结体宽博、波磔不显”的早期汉隶特征，成为观察“汉简向汉碑转化”的最好案例；芦山《樊敏碑》《赵仪碑》作为东汉末期的民间碑刻，前者“朴茂大方、庄严精整”，被康有为归为“华艳之宗”，后者“点画流美、章法疏逸”，暗藏隶楷过渡的端倪，共同构成东汉隶书“收官之章”；现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景云碑》，以“方峻古拙、雁尾上扬”的标准隶法，成为巴渝文化与蜀地书法交融的见证。这些碑刻不再是孤立的艺术标本，而是串联起从战国隶变发轫到西汉简牍演变，再到东汉碑刻高峰的完整过程，有力证明了四川作为“隶书发祥地、演变地、成长地、成熟地、高峰地”的独特地位。

如果说对巴蜀碑刻的梳理是全书的“骨”，那么“书法是立体文化”这一观点就是整本书的“主心骨”。骨架撑得起来，主心骨立得住，书就不散了。作者在自序中指出，长期以来将书法定义为“平面视觉艺术”的认知，“局限了它的内核与外延向广袤与辽阔拓展”——书法的真谛，不仅在于笔墨构成的形式美，更在于其作为“文化根脉”的复合价值，是“文化的源头、骨骼与血液”，兼具美学、哲学、历史、宗教四重意义。在作者眼里，“一块碑就是一部史书”。《李君碑》碑文记载东汉蜀郡的官制与文教，《裴君碑》“巍巍大汉，列备五都”的字句印证成都的汉代地位，《天回医简》承载着医学智慧，展现了西汉隶变的轨迹。

书中另一大亮点，是对“书法跨界融合”的探讨。作者通过武则天、李白、苏东坡等川籍文化名人的书法案例，揭示书法与文学、政治、民间文化的共生关系，证明书法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其“无边界性”。武则天作为中国唯一女皇帝，其书法兼具“曌朗之风”与“王者之气”。她主持钩摹《万岁通天帖》，抢救王羲之家族法帖，为帖学传承立下不朽之功；76岁所书《升仙太子碑》，以飞白体写碑额、行草书作碑文，笔势“飘逸如仙、纵横捭阖”，将政治气度与笔墨意趣完美融合，更开创“行草书入碑”的新风尚。李白的《上阳台帖》作为其唯一传世真迹，“山高水长，物象千万”的四言诗与“沉雄清壮、大气磅礴”的行草相得益彰，诗的浪漫与书的豪放浑然一体，印证了“诗为书魂、书为诗形”的跨界之美。而苏东坡“诗书画三绝”的实践，更是跨界融合的典范。作者借此指出，书法从来不是孤立的艺术，它要与各种文化、多种艺术融合才完成书法的立体文化表达。

难能可贵的是，这部著作既保持了学术研究的“实证精神”，又饱含对书法文化的“人文温度”。在实证层面，作者对每一块碑刻、每一件作品的解读，都建立在考古发现与史料考证的基础上。在人文层面，作者的笔墨间满含对书法文化的敬畏与热爱。这种“科学实证与人文表达”的平衡，让著作既具学术深度，又有可读性，避免了传统书法研究“重考据、轻情感”的枯燥感。《探究巴蜀著名书法碑帖及其它》以巴蜀碑刻为切入点，最终抵达的是中国书法的文化本质——它不仅是笔墨的艺术，更是传统文化精神的栖息地。对于书法研究者而言，这部著作是梳理巴蜀书法脉络、重构书法文化认知的重要参考；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它则是一把打开书法文化大门的钥匙。正如作者所言，书法是“立体文化”，而这部著作，正是解码这一文化最珍贵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