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元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家卉 文/图
5月16日，国际博物馆日前夕，广元市博物馆内光影流转，跨越千年时光的文物静静伫立。
恰逢周末，访客络绎不绝。人们放慢脚步，屏息凝神，与展柜中的古老造物久久对视，千年前执器造物的匠心，与此刻凝望历史的目光相逢交汇。
目光辗转，每一道纹路都镌刻着不同时代的文明印记，共同勾勒出广元作为南北文化交融枢纽的历史轮廓，让人们得以触摸这片土地上的热血与智慧。
此时，心中泛起的悸动，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脉搏。
战国之艺
错银云纹铺首衔环带盖铜壶
一楼展厅核心，射灯穿越喧嚣，拥抱着古老的青铜器物。幽光在青铜表面缓缓流转，精美的纹饰缠绕其间，包裹着的银丝沉淀着战国时期至今的千年时光。
“这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市博物馆展陈部主任江婷介绍，这件铜壶器型丰盈饱满，做工精致，工艺考究，纹饰精美，整体保存完整。据推测，应该是古代贵族在日常生活中用来储存液体如酒浆的器皿。
访客俯身凑近，为铜壶古韵风华所惊叹：侈口壶型舒展大气，束颈线条利落，鼓腹丰盈饱满，圈足沉稳端庄。肩部铺首衔环对称，壶盖顶上有三只鸟形装饰等距而立，壶颈、腹部、圈足外壁，细细的银丝嵌成寓意吉祥的云纹，纹路流畅连贯，历经千年依旧清晰可辨。
时光回溯至两千多年前的战国，工匠们耗费数月，先在青铜器表面预先铸出或錾刻出图案、铭文所需的凹槽，再将珍贵的银丝小心翼翼嵌入，反复锤打牢固，最后用蜡石千磨万蹭，直至表面光滑如镜，银纹熠熠生辉。
每一道工序，都藏着工匠的敬畏与坚守；每一寸纹路，都是古人智慧与匠心的结晶。这不仅是一件器物，更是一段凝固的历史，一种不朽的传承。
这样一件价值斐然的国宝，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多年。1972年，广元南河牛奶厂工人在耕地时挖出这个带着锈迹的铜壶，经过三次专业鉴定——工艺精湛、保存完整，属国家一级文物。这件见证过战国时期的风云，经历过深埋地下的沉寂与等待的“时光信使”，终于“重见天日”，更让人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匠心。
“用语言无法形容。”甘肃游客张佑铭与妻子驻足良久，用镜头定格铜壶的每一处细节，动容地说，“历史如此震撼，我们会去看3D展示，认真了解它背后的故事。”
当年那座牛奶厂的位置，如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繁华褪去又新生。这片土地，埋藏着更丰富、更深厚的历史底蕴，沉淀着比我们想象中更古老的匠心深情。
唐代之韵
银鎏金舞伎莲瓣纹执壶
当目光细细流转，聚精会神地观赏银鎏金舞伎莲瓣纹执壶的每一寸，通体鎏金的银胎泛着温润的光泽，壶身高浮雕的舞伎身姿翩跹，象征吉祥的莲花层次分明，盛唐的雍容华贵凝结于器物上的纹理。
这件精美执壶源于2012年一次偶然的发现。旺苍县嘉川镇蔬菜村二社的村民在挖房基时，37套银器赫然现世，银锅、银盘、银杯、银壶等在地下沉睡千年后，褪去尘沙，重见天光。千年后的人们，有幸窥见盛唐的一角璀璨。
蔬菜村银器窖藏成为四川地区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处唐代银器窖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银鎏金舞伎莲瓣纹执壶。
其工艺之精令人叹绝。打制而成的银胎质地细腻，侈口束颈，斜弧腹配喇叭式圈足，肩部六棱形流与把手分铸而成，盖似宝塔、钮如含苞莲花，每一处造型都尽显端庄雍容。颈部缠枝花卉纹间填着细密珍珠纹，肩部莲瓣内鸿雁翩飞，腹部莲瓣开光中，四个胡旋舞伎身姿曼妙正是唐代最盛行的西域舞蹈模样。
“平均含银量高达97%，足见唐代银器提炼与制作技术的高超水准。”市博物馆讲解员邓倩介绍，这件执壶工艺精湛、造型端方，是唐代金银器经典之作，不仅是一件工艺珍品，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意义。
唐代的旺苍是米仓古道上的重镇，作为长安通往巴蜀的交通要冲，商旅络绎不绝，西域的文化、艺术沿着这条古道传入川北，与本地文化交融共生，最终凝刻在这件执壶之上。专家推测，这批银器生产于唐代晚期，大概率是在匆忙中被掩埋，承载着一个时代的繁华与沧桑。
如今，千年执壶静静伫立，将盛唐的雍容、工匠的匠心、文明的交融，一一呈现在世人面前，绵阳游客王柯红说：“看着它，仿佛能看见盛唐的繁盛场景，有一种跨越千年的共鸣。”
宋代之美
广元窑酱釉玳瑁纹荷叶盖罐
拾级而上，踏入市博物馆二楼展厅，一件小巧玲珑的瓷器瞬间抓住了访客目光，它便是市博物馆的另一尊镇馆之宝——广元窑酱釉玳瑁纹荷叶盖罐。
初见它，便被那份浑然天成的雅致打动。器盖形如倒扣的带蒂荷叶，边缘自然卷曲。罐身圆润饱满，作短直颈、耸肩、鼓圆腹之形。酱釉温润如玉，上面的玳瑁纹如行云流水，变幻莫测，在灯光下呈现出琥珀般的光泽，诉说着时光的醇厚。
千年时光流转，广元窑始终坚守着那份匠心。黑釉、酱釉、黄釉、绿釉交相辉映，窑变纹、压印纹、划纹、绘花纹变幻多端，其中，尤以黑釉瓷上施撒黄彩斑形成的玳瑁纹、虎皮纹、兔毫纹，最为惊艳。
这样的釉色是经二次入窑、二次施釉烧制而成的，窑内温度变化和瓷皮湿润度使其形成自然流动的花纹，这就是窑变工艺。广元窑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马正军说：“每一件窑变瓷器都独一无二，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广元窑酱釉玳瑁纹荷叶盖罐就是广元窑的代表之作，“它反映了宋代的制瓷工艺水平和审美风格，是研究宋代陶瓷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重要实物资料。”市博物馆讲解员邓倩介绍。
思绪循着瓷器，飘回宋代，那是广元窑的鼎盛岁月。依托金牛道、米仓道的蜿蜒脉络，古蜀道上的驼铃声声不息，广元窑便在这交通要冲之上，吸纳了建窑、吉州窑等南北窑口的先进技艺，融自身之韵，形成了兼具南北特色的独特风格，成为承接中国南北瓷器文化过渡的重要载体。
“宋代盛行斗茶，黑釉瓷风靡全国。广元窑的黑釉瓷不仅满足了本地需求，还远销长江中下游地区。”九旬高龄的重庆三峡博物馆研究员陈丽琼对广元窑情有独钟，“它的烧造技术不仅融合了中国南北发展创新的辉煌，也把当地文化传播到了两江流域。”
一件瓷器，承载的不仅是一门技艺、一种审美，更是一段历史。2004年，利州区雪峰看守所工地在一次施工中，造型别致的瓷罐破土而出。千年过去，它依旧完好，仿佛还在诉说着古蜀道上的文化交融与烟火繁华。
来自苏州的游客王亦銮一行驻足沉醉。他们为古蜀道的千年底蕴而来，却被这件瓷器深深打动，“原本只知蜀道雄奇险峻，却没想到这里的文化如此多元厚重。这尊盖罐让我看到了古蜀道不仅是交通要道，更是文化交流的桥梁。”
成都之名
蜀东工吕不韦铜戈
“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宣，东工守文，丞武，工极，成都。”青川县博物馆内灯光柔和地洒在蜀东工吕不韦铜戈上，青绿色铜锈裹着两千多年的岁月痕迹，戈身铭文清晰可辨，一笔一画，诉说着战国末期的金戈铁马。
1987年9月的一天，一位农民在今青川县沙州镇田间劳作时，偶然发现了一件形似镰刀的青铜物件，洗净后发现上面隐约有字，便交到了当地文化馆。
文化馆工作人员敏锐察觉文物价值，带着铜戈奔赴成都，经多位文物专家考证，这件全长26.5厘米的青铜兵器，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铜戈上正反面刻的23字，蕴含着丰富信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专家黄家祥是应邀考证这件文物的专家之一，他说：“这件铜戈铸造于秦王政九年，也就是公元前238年，由相邦吕不韦监造，蜀郡太守宣、作坊长官文、副手武、工匠极在成都制造。”
这种将器物制造的相关责任人刻于器物上，以便质量检验和日后追查的做法就是“物勒工名”制度。这一制度春秋时期已经产生，到战国晚期已较完善，是秦国手工生产管理模式的具体反映。而铜戈正是这一制度在蜀地落地的鲜活物证。
于成都而言，这柄铜戈更有着独一无二的意义，它是“成都”地名最早的实物证据。史料记载，公元前311年张仪筑成都城，这是“成都”之名在史料上出现的最早时间。而这件铜戈上的“成都”二字，证明至少在公元前238年，“成都”这个地名就已经存在，并且沿用至今，两千多年从未改变。
从烧制时的土黄色，与空气接触氧化后形成青绿色，这件国家一级文物在沉淀千年后，又以完整且极具意义的模样陈列，吸引许多参观者为它而来。“我仿佛能看到两千多年前士兵手持它在白水关驻守的场景，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沧桑。”成都游客范礼莉说。
交融之据
四孔大玉刀
作为市博物馆唯一一件玉器，四孔大玉刀非常特别。11岁的市民苏俊儒经常来博物馆，他给爷爷热情介绍：“这是玉刀，是古人的礼器，特别珍贵！”
跟随文物的纹理，回溯到1984年春天。青川县永红乡五里垭（沙州镇白水关社区）的田野里，一位村民耕地时意外发现一座战国土坑墓。当泥土拂去，一件断裂为两半的墨色玉器重见天日。
玉料墨色沉凝，局部红沁是岁月浸润的痕迹，断裂处的修复纹路，是考古工作者匠心复原的见证。
经考古考证，其埋葬年代为战国（以伴出的铜鍪为据），而制作年代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代早中期，是川北地区迄今发现的最重要早期玉器，玉刀通体扁平，呈肩窄刃宽的长梯形，近肩处四个圆穿等距排列，两面素面无纹，简洁中尽显庄重。仿佛能看见，千年前的工匠们耗费无数心力，甄选、打磨、修整，将彼时的审美与匠心，深深镌刻在玉料的每一寸肌理之中。
玉刀象征王权与军权，仅用于祭祀与军事大典。四川省文物局局长王毅评价：“如此大而规整的玉刀，绝非一般贵族所有，是王者之器，代表着权威与地位，精美完整，实属罕见。”
这件玉刀，更是先秦金牛道文化交流的直接实证，其玉料与成都金沙、广汉三星堆部分玉器材质相似，与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渊源极深，关联广汉三星堆月亮湾人群文化。早在4000多年前，中原文明便通过金牛道，经白水关将文化印记传入西南，玉刀正是这条古道上文明交融的“信使”，见证着中原与西南族群的往来互鉴。
“太震撼了。”德阳游客陈莹驻足说，“素面无纹却自有风骨，让我真切感受到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