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飞龙
《宽阔与冥想》是佤族诗人张伟锋的第七部诗集。诗集分为“故地”“漫游”与“冥想”三辑，不仅暗含了张伟锋诗意生发的三个内在逻辑，更是以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彰显其诗歌艺术。诗人以故乡为诗歌创作的基点，在漫游中追溯自我与故乡的双重关联；在离乡与还乡双重纠缠的现代生活经验中对自我进行生命观照，冥想自我与所在世界的关系，以及存在之终极意义。
故乡是滋养人的肉身与灵魂的存在，亦是诗歌永恒的母题，是诗人创作的原点与根基。海德格尔在评价荷尔德林的诗歌时，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意思是离乡者对故乡的追溯或重在书写某一地理空间，或在心灵世界中重构精神的故地。
作为少数民族诗人，张伟锋并未限定写作的界域，而是站在当代人对乡土复杂情感的普遍性之上来蕴生诗意。张伟锋笔下的故地，是能“照耀自身”的力量源泉，是“一粒金色的火种”（《故地》），且其力量逐渐扩散成为诗人精神积蓄的力量。然而，诗人清楚自己不过是一个永难归乡的离乡者：“你说，你热爱宁静的乌木龙/而你，从此时此刻起，却永远不会再回到故地”（《故地》），这精准刻画了一个当代人与故乡的割裂感。离乡之人成为流浪者，而出走与归途的错位犹如落日与黎明各居一端：“返回与出走，错位成每一个剩余的/落日和黎明”（《流浪者》）。这种对故土的眷恋与离乡的困顿，在多首诗作中绵密交织。譬如，《去他乡》以诗剧的形式展开自我对话，借佤山绽放的凤凰花激活对故乡的记忆：“她从来遇不到熟悉的人/我应该给她寄一株凤凰花/她曾经挚爱这个事物//只是后来忘记了。佤山的凤凰花/又开了。此刻，她应该想起/她已离开故土太久太久”。诗中的说话人看似是在与一个远去他乡的女性对话，本质上是诗人的自我逼问。正如诗人在另一首诗中写道：“在一首首诗中，我创造了一个个分身的自我”（《分身的自我》）。又如，“请替我藏好乌木龙的山河水/我会在此后的很多年里，无法抵达这里”（《乌木龙的傍晚》），诗人将乌木龙定格为再也回不去的精神原乡；“乌木龙的春天，没有闲余的人/也没有无家可归的人”（《归向》），回不去的故乡与渴望回到故乡的精神阵痛，使作者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像个故乡里异乡人”（《在康家坝，兼致赵思源》）。
佤山承载着张伟锋对纯粹生活的向往，是其精神的家园与诗意的港湾。《竖笛少年》中未走出佤山的少年“没有驾驭烦恼和忧愁，也没有被/灾难祸害”，与诗人“困顿尘世”（《去信》）的境遇形成鲜明对照。而《去信佤山》中“在佤山/最美好的是，我说什么/他们都相信”，更彰显出故乡的真诚与不加伪饰，成为诗人身心安置的诗意居所。因此，诗人才诚挚地说：“我从世俗中抽身/返回乡下的老家”“每次热泪盈眶”（《对镜殇》）。《宽阔与冥想》以“故地”为第一辑，构建起以佤山、乌木龙为核心的故乡意象，用朴实而细腻的诗句，描摹出故地的风土人情与山川草木，也倾诉着诗人对故地的回望与眷恋。
佤山不仅是诗人精神的原乡，更孕育了诗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万物的共情。在张伟锋的诗歌中，可以看到他始终以自然之子的姿态与众生对视，审视自我。张伟锋将自然视为充满神性的存在，回归和融入自然则是生命的理想状态。“我看见垂落的事物/都有它的去处，而我们最好保持静默”（《风雨自来》），彰显出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佤山的星空》里“我是琐碎的沙砾，接受它们的俯视/我是背负贪嗔痴的凡人/渴望得到它们的指路和提醒”，诚挚地表达对自然造物的敬畏之心。山野不再寂静无声，而是神性的具象化：“在树林茂密的佤山/它们是派送旨意的神灵”（《倾斜》）。
自然被重新赋予超越世俗的精神力量，对自然的敬畏更延伸为对众生的共情。诗人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染，尤其是老庄思想，“物我齐一”在《宽阔与冥想》中随处可见。例如：“我看着我的生命，飘荡在漫漫山野和刺骨的风中/我从来不曾脱离过谁，我自始至终都是众生本身”（《悲悯心》），将自我与众生相融；“我和所有的水一样，处在等同的水平线//我与水齐名”（《观流水》），打破人与万物的隔阂，实现自我与自然的平等对话。这在《在西双版纳看见澜沧江》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诗人对澜沧江的告白犹如对老友的轻语：“我来此看过你，就像你到太平洋走一遭/我们各自以肉身的形式，切入彼此/我们从来不在另外的空间存在”，既是对澜沧江奔腾不息的敬畏也是将自我融入自然万物中的生命体悟。此外，诗人还通过描摹故人的生活状态，寄托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故人》中“他们/像佤山的流水和石头，自然、真切、顺从/他们把每一刻时间过得饱满、自如，无所欲求”，既是对故人生活的写实，也是诗人内心对自然本真生活的描摹。这种对自然的敬畏和对万物的共情，成为诗人消解自我困顿、获得精神救赎的重要支撑。
“漫游”与“冥想”作为诗集的核心脉络，是诗人摆脱自我碎片化、实现精神自渡的诗意路径。在《宽阔与冥想》中，张伟锋通过永不停歇的“漫游”以实现对其生命状态的“完型”。诗人借漫游整合碎片化的自我：“我像一个完整的人/站在星空下，捡拾过往的碎片/把它们在隐秘中，拼成一个编年史”（《在金佛山》）。
张伟锋以故地为精神原乡蕴生诗意，以漫游的行动诗学愈合破碎的生命经验，以冥想的虔诚态度追问生命的本真意义，三者互相交织构建起诗集《宽阔与冥想》的精神内核。或许，诗歌对于张伟锋，不再只是一种语言艺术，而是漫游与冥想的载体，疗愈着诗人的精神创伤。在宽阔处栖居，于冥想中救赎：“读诗。犹如在不明朗中取出火焰，点亮表面停止/实则越过坑坎的路途”（《暗处的光》）。诗歌与生命同构，成为诗人自我救赎的“暗处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