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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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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诗歌结论的《蜀道难》

日期: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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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第A04版:翠云廊       上一篇    下一篇

□何国辉

“蜀道难”首先是一个来自行走体验的结论。但是,对某条道路的行走体验下一个“难”的结论而且被大家普遍接受从而成为定论,却不只是行走体验的结论及其传播的结果。历史上的井陉道、大庾道、唐蕃道、身毒道、茶马古道,其行走体验难道不可以得出“难”的结论吗?这个结论难道没有广泛传播吗?不是,是其行走体验结论及其传播没有蜀道那样特别的命运。

行走体验之外,紧跟着对蜀道得出“难”的结论的是音乐。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音乐就开始瞄向了这个结论。汉旧曲有《蜀道难》的最早记载见于刘宋、萧齐时期王僧虔所著《技录》。《乐府诗集》引南朝陈沙门智匠《古今乐录》说:“王僧虔《技录》,瑟调曲有《善哉行》《陇西行》……《蜀道难行》……”《蜀道难》(因为《蜀道难》是歌行体,因此《蜀道难行》应该就是《蜀道难》的简称)属相和歌辞,当然是“汉旧曲”。

东汉中后期,政局动荡,乐府逐渐边缘化。但乐府作为“歌诗”,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诗歌的发展,从而导致了作为音乐结论的“蜀道难”又成了诗歌结论。今天所能看到的《蜀道难》诗歌文本最早出于梁简文帝萧纲等人之手。

建平督邮道,鱼复永安宫。

若奏巴渝曲,时当君思中。

巫山七百里,巴水三回曲。

笛声下复高,猿啼断还续。

萧纲这首《蜀道难》最大的可能是作于他作为皇子都督梁、益等州诸军事期间,诗意只涉足广义蜀道中东面入蜀的峡江水道,仅抒发了其在建平、巫峡中想象闻乐或闻乐而起的回环往复的哀愁,没有言及汉旧曲《蜀道弦》《蜀道难》中所谓“铜梁玉垒之阻”,更没有触及诗题“蜀道难”的那个“难”字。但因为萧纲的影响力非同小可,从天监五年(506)封晋安王到太清三年(549)侯景之乱,43年间,他以皇子、皇太子身份聚集起以庾肩吾、徐摛等大文人为中心的10人文人集团,号“高斋学士”。登基后,他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聚集起庾肩吾的儿子庾信、徐摛的儿子徐陵等青年才俊。两个集团新老相继,又都是当时文坛一时之选,引领风骚数十年。不仅如此,萧纲本人还亲自下场,与湘东王萧绎一起高举文坛帅旗,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指引了文坛新的发展方向。他写的《蜀道难》无疑在当时的蜀道题材写作中发挥了巨大的号召和示范作用。

作为高斋学士一员的刘孝威写《蜀道难》很可能是对萧纲《蜀道难》的响应。

玉垒高无极,铜梁不可攀。

双流逆巇道,九坂涩阳关。

邓侯策马度,王生敛辔还。

敛辔惧身尤,叱驭奉王猷。

若吝千金重,谁为万里侯。

戏马吞珠界,扬舲濯锦流。

沈犀厌怪水,握镜表灵丘。

禺山金碧有光辉,迁亭车马尚轻肥。

弥想王褒拥节反,更忆相如乘传归。

君平子云阒不嗣,江汉英灵信已衰。

刘孝威这首《蜀道难》回到了汉旧曲的“铜梁玉垒之阻”主题,而且诗的开篇就感叹“玉垒”“铜梁”之高,“双流”“九坂”之险,很像后来李白《蜀道难》“噫吁嚱,危乎高哉”的抒情路数。《蜀道难》的写作终于扣题,回应了题意中应有的那个“难”字,但他很快又引入“邓侯”“王生”“王褒”“相如”等人的故事抒发起了为“王猷”不避艰难险阻的豪情,弱化了题义中本应集中渲染的那个“难”字。

阴铿所生也晚,入陈后,又因原文德省学士徐陵等人推荐而显赫文坛,因为受这两个集团中人影响而写《蜀道难》是可能的。同时,其父阴子春在巴蜀地区任职前后长达28年,他写《蜀道难》也很可能跟他父亲仕宦巴蜀有关。

王尊奉汉朝,灵关不惮遥。

高岷长有雪,阴栈屡经烧。

轮摧九折路,骑阻七星桥。

蜀道难如此,功名讵可要。

他同样回到了“铜梁玉垒之阻”主题,“高岷”“阴栈”似乎隐含了关中进入巴蜀地区的狭义蜀道,但他没有刘孝威那样抒发为了“王猷”不避艰难险阻的豪情,而是力陈巴蜀境内“灵关”“高岷”“阴栈”“九折路”“七星桥”等地的各种险难,真正把《蜀道难》写成了“蜀道难”。他的这种情绪和写作路数也很可能影响了后来李白《蜀道难》的写作。

文献没有张文琮与巴蜀关系的记载,但唐初他是接着阴铿把《蜀道难》定格在“难”字上的诗人。

梁山镇地险,积石阻云端。

深谷下寥廓,层岩上郁盘。

飞梁架绝岭,栈道接危峦。

揽辔独长息,方知斯路难。

他只写“蜀道”,“难”,而且第一次在诗歌中把蜀道明确转移到狭义蜀道。汉旧曲《蜀道难》除了表现“铜梁玉垒之阻”主题外,如果写到蜀道多半指的是狭义蜀道,因为西汉的都城在巴蜀北边的长安,关中与巴蜀的交通只能走狭义蜀道。张文琮的《蜀道难》转移到狭义蜀道,也应该是因为大唐的都城又重新回到了巴蜀北边的长安。同时这也就解释了萧纲《蜀道难》提及的蜀道为什么不是狭义蜀道,阴铿的《蜀道难》只隐约提及狭义蜀道的原因,因为南北朝时期南朝的都城都在巴蜀东南的金陵。张文琮极力夸张狭义蜀道上的梁山之险,积石之高,深谷之“寥廓”,层岩之“郁盘”,在这个背景上浓墨重彩地推出了“飞梁架绝岭,栈道接危峦”的“绝”“危”景观,最后还以“斯路难”三字点题。

张文琮之后,以“蜀道难”为题的诗歌所说“蜀道”几乎都转移到了狭义蜀道,绝少提及巴蜀腹地所谓“铜梁玉垒之阻”或者“建平”“巫山”等东向入蜀之路,而且主题也都集中到了“蜀道难”的那个“难”字上。

从萧纲到张文琮他们所写《蜀道难》也许在当世有过“惊起一池鸥鹭”的轰动,但无论从情感强度还是修辞能力看,都不足以对后世产生巨大而持久的影响,不可能成为经典,作为诗歌结论的“蜀道难”要在民族文化语境中留下深刻印记从而被世人普遍接受,必须要等到李白《蜀道难》的横空出世。

李白写《蜀道难》的时代,正值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高峰时期的大唐盛世。巴蜀地区中心城市成都又有大唐“南京”之称,其商贸繁荣的程度仅次于扬州,与大唐都城长安直线距离仅700余公里。狭义蜀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发挥了超过两汉时期的作用,公务、军务、商务、私人事务,各种往来络绎不绝。天下有变,甚至连皇帝也优先选择经由狭义蜀道逃亡,比如安史之乱时的唐玄宗,泾原兵变时的唐德宗,黄巢起义时的唐僖宗。在这个时期,“蜀道难”应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着更为普遍的行走体验,反映蜀道行走体验的《蜀道难》也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引起世人的共鸣。

李白写《蜀道难》前未见有蜀人写《蜀道难》的记录,李白很可能是第一个写《蜀道难》的蜀人。汉旧曲以来最早对“蜀道难”有行走体验并喊出“蜀道难”的应该不是蜀人,而是巴蜀地区外的他者。和蜀人相比,他者对巴蜀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的了解以及对巴蜀生活的体验,和蜀人相比无疑不如蜀人,因此他们不可能有李白写《蜀道难》那样的写作资源,以及基于这种资源的写作激情和发挥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蜀人能写出最好的《蜀道难》。

李白写《蜀道难》是仍然沿着刘孝威、阴铿和张文琮的抒情路数来的,一开始就高呼出“噫吁嚱”。这声劈头盖脑惊人魂魄的呼喊,可能是对蜀人翻山越岭驻息间那声蜀地特有的高亢悠长的吆喝的诗歌转换(甚至可能是直接援用,宋祁《宋景文公笔记·卷上》:“蜀人见物惊异,辄曰‘噫吁嚱’”),其震撼程度远非作为他者的刘孝威“玉垒高无极,铜梁不可攀”,阴铿“王尊奉汉朝,灵关不惮遥”,张文琮“梁山镇地险,积石阻云端”在语气上的平实孱弱可比。正是那声吆喝,振起了后面“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反复咏叹。接着,他主要从历史和地理两个维度对“蜀道难”的那个“难”字展开渲染。从蜀地“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后,“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万年封闭与千年孤独,写到蜀人开凿蜀道“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的悲壮历史;从“太白”写到“青泥”再写到“剑阁”,用“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的极度夸张,以及“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的奇险意象,表现了蜀道经行之处地理环境的幽险奇绝。从“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到“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再到“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以蜀人身份3次深切提醒不熟悉蜀道而入蜀的朋友对蜀道、蜀地的警惕,为“蜀道难”增加了情感维度。最后,“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又把“蜀道难”从感情维度转入政治维度,构成了渲染“蜀道难”的第四维度。

这是蜀人才可能有的写作维度。经过四个维度的反复渲染,再加上浪漫瑰丽的巴蜀文化培养出的在语言、修辞上的天纵之才,《蜀道难》终于定格在“蜀道难”上。

但真要牢不可破地把《蜀道难》定格在“难”上并影响千年,只有天才文本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强势话语权,有无可置疑公信力的人物对这个文本及其作者进行强力肯定和持续追捧。李白的《蜀道难》甫一问世就像一枚高爆弹一样震撼了文坛,当世文坛领袖贺知章“读未竟,称叹数四,号为谪仙人。”紧接着,李白其人就受到了以唐玄宗为代表的皇室集团和以杜甫为代表的文人集团的交相追捧。中晚唐以降,钱起、皮日休、贯休、郑谷、田锡、欧阳修无不称道李白的天才。殷璠、谢榛、胡应麟、沈德潜等无不交口称道李白《蜀道难》所蕴含的天才性。从中晚唐开始,整理、校注、编辑、出版李白诗文集代不乏人,这些诗文集中收录了李白《蜀道难》的至少有14个版本。自近世有“中国文学史”以来,李白都被文学史家们目为唐诗冠冕,甚至被供奉为整个中国文学史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其代表作《蜀道难》在得到文学史家高度评价的同时入选了各种唐代或古代文学作品选、各种高中及以上阶段国文或语文课本篇目,从而进入了各个层次的学校课堂。

文人的追捧、官方的肯定,传统和现代教育制度化的传播,正是在这各种力量的推动下,李白的《蜀道难》成为无可撼动的经典。于是,作为一个来自诗歌结论的“蜀道难”最终通过经典化的过程在民族文化语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从而被世人普遍接受。

自从有了李白的《蜀道难》后,所有的《蜀道难》都被它的光芒遮蔽了。即便像陆畅那样为蜀道翻案写的《蜀道易》,也只能是死水微澜。甚至现在我们能想起陆畅、方孝孺的《蜀道易》以及郭沫若的《蜀道奇》,那也是因为我们首先想到了李白的《蜀道难》。

自从“蜀道难”成为一个诗歌结论后,这个结论又影响到绘画,但从影响力看,绘画的“蜀道难”完全是诗歌结论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