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敏
当我第三次踏上重庆这片热土时，正值深秋十月。赴歌乐山烈士陵园祭奠先烈，是每次去必做的虔诚之事。
薄雾中，石阶若隐若现。缓步走到纪念碑前静静伫立，七十多年前的峥嵘岁月仿佛就在眼前。1949年11月27日遇难的200余名革命志士长眠于此，他们的名字与事迹在歌乐山间回响。巍巍青山埋忠骨，小小白花敬英雄。苍山低垂，旷野凝寂，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丝丝寒意，混杂着历史铁锈与草木的气息。缭绕的雾气裹挟着那段未曾散尽的硝烟与呐喊，将人卷入冰冷而厚重的记忆长河。
记忆深处，一个瘦小身影渐次清晰。他隔着时光铁窗与今人相望，那双隔着冰冷铁栏向外张望的眼睛，盛着对“自由”的渴望——它是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教他识字时描绘的山河轮廓，是母亲哼唱带着阳光温度的歌谣。他用生涩俄语换来的红蓝铅笔，如一道被允许珍藏的小彩虹。直至生命最后一刻，那抹未曾涂画的彩色与他未绽放的生命，一同凝固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夜里。
雾气模糊了双眼。这哪里是雾？分明是无数如他一般未见到黎明便已消逝的生命，化作山间永不干涸的无言泪滴。
一阵风掠过，白公馆中带着沉重镣铐的烈士塑像轮廓逐渐清晰。那是陈然——《挺进报》负责人、诗人、狱中红旗制作者之一。“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这哪里是诗，这是脊梁在酷刑下未弯曲的铮铮脆响，这是灵魂在刺刀前无畏的怒吼！《我的“自白”书》是对旧时代黑暗最彻底的否定。雷霆诗句与珍藏的红旗，一个用文字宣告毁灭，一个用色彩预言新生，共同诉说着凌驾于肉体消亡之上的精神永存。
在这片被信仰照亮的黑暗里，又何止陈然。江竹筠——那个被唤作“江姐”的坚韧女子，指尖带着竹签的创痛，在狱中写下托孤信，笔尖流淌的，是绵长而痛苦的牵挂。铁窗诗社的唱和、放风时秘密传递的辩论、墙壁上指甲刻画的学习心得……他们不是等待终点的囚徒，而是预言新生的勇士。在特殊“大学”里，镣铐是课铃，酷刑是考试，他们坚信“毕业典礼”那日，必是红旗漫卷、凯歌奏响的清晨。
脚步被雾牵引至白公馆平二室。空间逼仄，寒意刺骨。抚过粗糙墙壁又迅速收回的手，似被残留体温与心跳刺痛。目光锁住房间中央那块普通的地板——正是这里，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惊雷震动死寂炼狱。戴镣铐的“囚徒”完成惊心动魄的“创世”：罗广斌扯下红色绣花被面作旗面，陈然、刘国璋等难友用黄色草纸做成五角星。不知国旗确切式样，只凭炽热信仰构图：一大星居中央，四颗小星拱卫四方。他们围着这面地狱深处诞生的旗帜压低声音，血液却在沸腾：“瞧呀，这是我们的旗帜，鲜明的旗帜，猩红的旗帜，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然后以近乎神圣的庄重，将它藏入地板的缝隙——藏起的何止是一面旗！那是一个信念，一个给后来人关于光明的见证。
雾渐渐散去，阳光穿透云层洒向大地。远处重庆城的轮廓渐次澄明，长江与嘉陵江依旧交汇奔流，轻轨无声划过楼宇，汽笛声隐隐传来，构成一幅生机勃勃的日常画卷。
站在这清明与喧嚣的交界处，心中没有剧烈的悲痛，只有一种被彻底净化后的深沉的宁静。我忽然懂得，今日所拥有的“寻常”——闲暇漫步、自由学习、奔赴山海，甚至脚下这片安然站立的土地——皆有确切重量。那重量是歌乐山下未冷却的碧血，是松林坡前未绽放的生命，是铁窗内未升起却永远飘扬的旗帜，是无数个“陈然”用震碎枷锁的笑声共同锻打而成的基石。
离去时回望歌乐山，雾已散尽，山色苍苍。曾被鲜血浸透、烈火灼烧之处，如今草木蓊郁，繁花似锦。那场雾、那支笔、那面旗、那些诗句，如同重新淬炼过的一团火在我胸中燃烧。这火不炽热张扬，想必能照亮我余生每一个平凡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