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培艺
黎阳作为一位从东北迁徙至四川的诗人，《蜀道》的创作始终伴随着空间位移带来的文化身份张力。这位“新蜀人”以行走姿态丈量巴蜀大地，用诗歌接轨当下与历史，连接地理与心灵。《蜀道》，这充满隐喻的书名正揭示出该书空间诗学的核心特征：它既是诗人主动观察巴蜀的过程，也是诗人通过四川这片土地展现自身的过程；它不仅是对巴蜀地域文化的诗意呈现，更是诗人通过空间重构实现精神扎根的心灵史。
在《蜀道》中，黎阳以“行走”为线索，地理空间便升华为情感容器，成为连接外部世界与内在体验的媒介。
黎阳对蜀道地理空间的书写，源于一个外乡人在新土地上的真实生命体验。当他为爱情从东北迁移到四川，面对别样的山川风物和蜿蜒连绵的黄土地，行走是他认识这片土地的途径，诗歌是他安顿自我的方式。
黎阳的地理空间书写蕴含着他寓居巴蜀十几年的生命体验与人文思考。他突破传统地域诗歌的描写模式，创造性地将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诗学”与中国古典诗歌即时即地的表达传统结合。在《夜行成昆线》中，诗人写道：“成昆线上几辈人的劳苦/在一夜之间走了一遍/所有的鼾声和梦呓/让我彻夜思索我的路/有没有这样艰苦，有没有/这样隆重地上路”，看似朴素的诗句里沉淀着对这片土地的深刻理解，诗人在地理空间的行走中完成了对巴蜀地域的丈量。
多维度的创作动因，使《蜀道》的地理书写不局限于风景描摹，而成为一种新的诗学路径，那些按车牌编码的诗篇是诗人深入巴蜀大地后的自然呈现。跟随着诗人的脚步，各地的山川美景在《蜀道》中焕发新生，巴蜀大地在诗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十五年的行走与书写，让诗人熟悉了四川，读懂了四川，完成了从“异乡者”到“新蜀人”的身份转型。
在黎阳的诗中，历史不是冰冷的遗址或文物，而是能与过去与现在对话的存在。可见，时间与空间是密不可分的。黎阳在《蜀道》中也通过对历史时空的回溯展开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这种书写方式，正是空间诗学的生动体现——历史通过特定的空间场所获得新生，过去与现在产生奇妙的共鸣。
黎阳的历史书写始终保持着鲜活的“在场”姿态，诗人不站在历史之外旁观，而是置身其中对话。在《驷马桥》上，他与汉代辞赋家司马相如隔空对话，“北上的身影，还有马蹄声/隐约在时空，只有如今的路灯/还能照亮司马相如的汉赋”，诗人巧妙地将“路灯”与“汉赋”并置，当电灯穿越千年照亮汉赋时，源远流长的文化瑰宝也同时被点燃。站在岳家祠前，他与岳家军的忠魂对话，“雨伞，隔开前世的电闪雷鸣/忠魂不散，唯有精忠报国的怒吼声/落在一块块石砖之上”（《雨中岳家祠》）。当下的“雨”与前世的“电闪雷鸣”并置，诗人得以聆听八百年前的忠魂怒吼。在遂宁，诗人拜谒陈子昂，在《我从幽州来，拜谒子昂》写道：“如今，你的墓地在修缮/那些石砖，或许是从盛唐/拆运过来的一首歌。”他化身为追随子昂诗风的文人墨客，在不停止的旅途中，将《登幽州台歌》的千古回响继续吟哦。
诗人的对话不仅限于历史人物，更延伸到孕育文明的历史本身，面对沉睡的历史，黎阳让抽象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在《四渡赤水踪迹史》组诗中，诗人站在太平渡口看“汹涌的队伍/随赤水河的波涛/汇入人的长江人的长城”，在叙永烈士陵园望“石厢子的灯火，点燃川南的门户/商旅孔道的鸡鸣，唤醒草木”；在《九月在三星堆里寻找可能的影子》中，诗人站在三星堆的展厅前思考“我说的可能不在阳光下，也不在眼前”“那些青铜面具还是凝固了飞翔的神鸟/这些都是可能”，沉睡千年的古蜀文明，究竟还藏着多么伟大的可能？黎阳用诗歌完成了比考古更深的发掘——他挖出了历史沉默层中那些“未说出的可能”。在与历史对话的同时，诗人将巴蜀大地的魅力与多种可能性展现在读者面前，创造出一个既真实又富有诗意的历史空间。在这里，司马相如的汉赋可以被路灯照亮，岳飞的忠魂可以在雨声中回响，三星堆的神鸟可以重新展翅——这正是空间诗学最动人的实践。
黎阳的历史空间对话不仅指向古代，也通过诗歌延伸至当代。当他的脚步停留在马尔康，便与阿来的文学世界产生了奇妙的共振。“只有足迹截图，留在了马尔康/留给一个叫阿来的诗人/他不是雪峰，他隐藏在/拯救过无数格桑花的黎明”（《梭磨河的浪花》），短短数行诗句，将《尘埃落定》中的土司世界以诗歌呈现，又以“隐藏的黎明”道出两位作家共同的人文关怀。黎阳用诗歌证明：真正的历史空间永远不会封闭在过去，而是在对话中不断生成新的理解与情感意义。
《蜀道》所蕴含的空间诗学，是外在地理空间与内在历史体验相互渗透的产物，更是诗人精神空间之旅。黎阳的诗歌实践恰恰呈现了一个异乡人如何通过诗歌在新的地理中重建精神家园的过程。这种精神空间的重构，构成了《蜀道》最深层的情感结构。
黎阳通过南方的雨窥见北方的雪，在《雪中的乡音》中，黎阳写道：“这俗世的雪声不大，不像惊蛰的雷/穿透润物细无声萌芽的岁月/落在纸上很轻，落在耳边很润”，东北的雪与四川的雨在微妙对比中，暗示着诗人与故乡的牵挂与怀念。在《浑身积雪的人》中，诗人说：“浑身积雪的人/在一场雪里也是雪/却不是雪的全部”，这些诗句更揭示了诗人身上难以消融的“东北性”，这一片片“雪花”的飘落也是黎阳精神的飘落。随着诗集的展开，我们看到诗人在四川的节气中寻找精神调适，他开始享受川渝休闲舒适的闲暇时光，“仿佛今生/只是一片秋后的树叶/从苍翠中渐入秋雨，茶香四溢”（《在罗城船中楼》），诗人感知它并融入它。这种认知转变，标志着诗人精神空间重构的开始。
黎阳精神空间的重构来源于他对四川地理的文化认同。在《宝墩古城》中诗人说：“天府之根，确实有点长/一两块砖瓦不足以见证/光阴的结症”；在《阳光盐边》中诗人又说：“时代的高铁，在盐边停靠了一个站”“青山绿水蜕变成金山/银山、矿山。”黎阳毫不掩饰地在诗歌中表达对古蜀文明的礼赞，对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的夸赞。《蜀道》后记中的自白饱含深意：“蜀道，在不断堆积历史和创造历史。旧的历史被翻阅出来，新的也藏在目光内，走进我的胸怀。”那些被岁月积淀的巴蜀文化记忆，从最初的“被翻阅”到最终“走进胸怀”，诗人对蜀地的文化认同完成了从外在观察到内在认同的转化。如今诗人终于不再是带着文化疏离感的“异乡者”，而是自豪骄傲的“新蜀人”。当他在后记中写下“四川，是我安身立命的新起点”时，字里行间流露的不再是异乡者的彷徨，而是文化归属的笃定。
黎阳的《蜀道》不仅实践了“行走的诗学”，更通过独特的三重空间建构，为我们展现了诗歌形式的丰富可能性。这部诗集不仅是诗人十五年巴蜀生活的文学见证，更拥有强烈的时代印记，他突破桎梏，将旧蜀道书写为他心中的新蜀道。
地理空间的编码、历史空间的交谈、精神空间的重构这三个维度并非割裂存在，而是形成了有机的空间诗学体系：地理行走为历史对话提供现场，历史对话为精神扎根赋予深度，精神诉求又反过来指引行走的方向。尤为深刻的是，黎阳对“蜀道”的思考上升到了文化根脉的思考层面。他对车牌编码的设计、与古今历史的对话、精神情感的依托根本层面上都是对巴蜀沃土文化意义上的寻根。通过三层空间连接巴蜀大地的历史文脉，黎阳重建了巴蜀诗人的文化身份，实现了“在地性”与“传统性”的统一。《蜀道》每一步对空间的诗意重构都在告诉我们，诗歌不仅是情感的表达，更是空间的创造。真正的地理，永远需要心灵的丈量；真正的蜀道，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