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昊
（接12月14日4版）
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中原，大本营设在汉中，屯粮屯兵在祁山，金牛道连接蜀都成都与伐魏前敌总指挥部。据《昭化县志》记载：“昭邑当后汉时，为入蜀要道，侯五伐中原，军旅往来，皆由马鸣阁经过。今之粗石偏桥是也。”据同治《剑州志》记载：“汉诸葛亮相蜀，凿石架空为飞梁阁道，以通行旅，于山之中断立剑门关，关之绝顶有姜维城，为伯约屯兵处。”
据《三国志》记载，钟会伐蜀路线是从汉中郡阳平关（古阳安关）出发，力取梓潼郡的关城（今宁强县西北）、白水、葭萌、剑门“蜀北四关”，最后与蜀将姜维在剑门关前对垒。
综上分析：三国时期，金牛道走白水关、马鸣阁进入葭萌，再经剑门关，去成都。白水关是古道地标。
唐利州渐入盛世古道“视野”。历代大唐帝王极力维系川陕交通，修筑蜀道频率之高、规模之大、效果之著，绝无仅有。可以说，金牛道是大唐盛衰的见证。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武德三年（620），分绵谷县（今广元）北境置金牛县，故址在今陕西宁强县大安镇金牛驿村，宝历元年（825）降县为镇。金牛县普遍视为金牛道的北部起点，视为金牛道改线走利州入蜀的重要依据。至唐肃宗，即云“此道北以金牛县为道口咽喉，故称金牛道”。
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考证，金牛道驿路在广元境内路线是：“自金牛西南行，至三泉县，当置驿。又沿嘉陵江东岸行，历老君庙，（朝天）九井滩，五盘岭，五盘驿，嘉川驿，筹笔驿，龙门阁，朝天岭，望云岭，小漫天岭，深度驿，大漫天岭，石柜阁，佛龛，至利州治所绵谷县（今利州），置嘉陵驿。又西南至桔柏渡，渡嘉陵江，沿江西岸行，历益昌县（治今昭化镇），望喜驿。自此离开西岸向西南行，经泥溪至大剑镇。”然后经“汉源驿，剑州治所普安县，税人场，武连县，上亭驿，梓潼县”，抵成都。
据《四川通史》记载，金牛道在剑阁县汉源驿大剑镇分两路:一路折向东北，经嘉陵江西岸望喜驿到利州益昌县益昌驿，这是唐代驿路；一路折向西北，经剑门关、方期驿、小剑戍到益昌驿，是著名的剑阁道。隋代以前，剑阁道是干道，隋文帝平定王谦之乱，剑阁道被毁，不是驿路，但仍可通行。
至唐开元三年（715），韦抗自左庶子出任益州长史，整修广元驿道北段。到唐开成四年（839），刘禹锡、石文颖等整修金牛道，“自褒而南，逾利州至于剑门”，重辟为驿路，沿途还新建驿路17处。至唐大中六年（852）开始，剑州刺史蒋脩整修古道，“乃大铲险道，绲石见土”“推险为夷，大石是扛”“南北经贯”“其平可容考工车四轨”。
金牛道改走利州后，利州成为扼守金牛道、嘉陵江的地理要冲。唐朝初年设利州都督府，武则天之父武士彟任都督。《元丰九域志》记载：“皇泽寺，有唐武后真容殿。按武士彟为利州都督，生皇后于此。”北宋置利州路，设铸钱衙门“绍兴监”，年铸钱30万贯。南宋设四川宣抚使署，后期设转运使司。元朝罢利州都元帅府，取“德威广播，大哉乾元”之意，改利州为广元，置广元府路。
利阆道成为两宋古道“备胎”。五代时期，金牛道利剑之间常有虎豹出没，交通日渐荒凉。据《茅亭客话》记载：到了北宋时期，“（金牛道）岁贡纲运，使命商旅，昼夜相继。庐舍骈接，犬豕纵横。虎豹群盗，悉皆屏迹”。据《四库全书》记载：熙宁十年以前天下诸州商税额中，利州、阆州、剑州等地为十万贯以上。据《唐国史补》《酒名记》记载：唐宋时期，剑州有剑南烧春和东溪两款名酒，足见古道繁华。
宋朝多次整修金牛道，特别是啃掉嘉陵江朝天九井滩硬骨头。北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利州转运使陈鹏疏浚嘉陵江航道，“以火煅、醯 沃、金锤随击之”，清理九井滩巨石。百年之后，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利州提刑张蒙率领民众“凿平九井滩三巨石，至嘉陵江馈运无阻”，根治朝天九井滩问题。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桥阁官刘君用整修朝天清风峡至明月峡栈道，题刻“淳熙丙午年仲春，桥阁官刘君用改修”。
南宋末年，金牛道经宁强大安镇西南烈金坝、宽川铺、五丁峡（又称金牛峡）、柏林驿（属宁强县）、牢固关、黄坝驿，越七盘关，入蜀主要走向是：朝天转斗铺、神宣驿、望云驿，至利州问津驿，经龙潭驿、圆山驿、昭化柏林沟驿、施店驿、槐树驿、阆中锦屏驿，称“利阆道”；原剑门旧路仍可通行。
康熙朝见证明清古道“归位”。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景川侯曹震入蜀，开始大规模整修道路。据杨慎《升庵录》卷四《景川曹侯庙碑记》记载：“陕西自宝鸡达汉中，贵州自永宁达云南之曲靖。四川自保宁达于利州，又自梅岭桥桩达青川。”派成都后卫指挥佥事王清修凿保宁府至汉中驿路，广元千佛崖一带“古作栈阁，连年修葺，工费甚多；相其形势，劈取山石从河镇砌，阔四五丈，自四川至陕西无难焉”。
到明正德十年（1515），李璧知剑州事，历时十年，整修剑阁南至阆中、西至梓潼、北至昭化的金牛驿道三百里，沿驿路栽植柏树十万株，明令“官民相禁剪伐”，古蜀道翠云廊规模蔚为壮观。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金牛道完整路线：“自成都府锦官城驿，由府蜀之新都军站，广汉驿，北由潼川州境古店军站、五城驿、建宁军站皇华驿、秋林军站云溪驿，保宁府富村军站柳边驿、龙山军站锦屏水马驿、槐树军驿、施店军驿、柏林军站柏林递运所，龙潭军站问津水马驿、沙河军站、神宣军站神宣递运所，抵陕西宁羌境为北路。”
康熙年间，四川设置川陕北路、川滇南路、川藏西路等四条官道陆路，剑阁道大修，金牛道驿路回归昭化、剑阁一线。据民国《剑阁县续志》记载：“康熙二十九年（1690）四月，四川巡抚噶尔图，以剑门驿路，自明末寇乱，久为榛莽，入蜀由苍溪、阆中、盐亭、潼川，以达汉川，率皆鸟道。乃上书言：自广元县迤南，历圆山等十二站始达汉川，计程八百二十里，多崇山峻岭，盘折难行。查得剑门关旧路仅六百二十里，臣乘农隙，刊木伐石，搭桥造船，以通行旅，遂成坦途。省驿马六十八匹，岁省银二千五十六两。”
自此，“东去西归”的金牛道驿路走向固定清晰：由陕西宁羌州驿入蜀，经广元神宣驿、问津驿、昭化驿、大木树驿、剑门驿、剑州驿、柳沟池驿、武连驿，过梓潼上亭铺驿，到绵阳，抵成都锦官驿。
寻古道改线之终极密码
蜀道改线，主要原因有三：一则区域行政军事经济地位上升，改道连线，成为必然；二则战火兵戎不断，因祸改线，避祸改道；三则提升官道通行能力，缩短通行里程，降低通行难度。
比如，北宋褒斜道改道，主要因为汉中、利州地位上升。北宋开宝四年（971），山西四道节度使归融改建秦汉褒斜道。归融以褒城为界划分为南北两段，北段修建散关至褒城，宝鸡至凤州沿用故道线路，新筑凤州向西通武休关道路，武休关至褒口达汉中沿用秦汉褒斜道；南段修建金牛道至剑门关段，至此散关至剑门关的川陕驿路畅通无阻。
比如，北宋故道改道，主要提升青泥岭段通行能力。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诗中点到青泥岭，告诫行旅商贾“畏途巉岩不可攀”。
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兴州（今略阳）有青泥岭，乃入蜀之路。” 又据《郡国志》载：“青泥岭，在兴州长举县西北接溪山东，即今通路，悬崖万仞，上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名青泥。”青泥岭绵延20多千米，被誉为“秦陇屏障、巴蜀咽喉”。
北宋景德元年（1004），大宋王朝绕开畏途青泥岭盘山道，沿白水江开通蜀道白水路。白水路开通以后，青泥道即刻荒废，青泥地主豪绅上书恢复驿路，震动朝野上下，几乎激起民变。宋真宗下令青泥道、白水路并存驿路。50年后，宋仁宗重修白水路，缩减旧路33里，修建阁道2309间，勒石《新修白水路碑》。
蜀道，因为王朝更迭，战乱频发，战损深重；因为四通八达，兵匪如风，祸乱凶烈。《蜀道难》中所云：“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才。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正是昔日蜀道战乱四起、匪乱丛生的真实写照。
纵观历史，从三国鼎立开始，金牛道就是蜀魏交战的大战场；两晋南北朝的二百多年时间里，割据势力在金牛道“你方唱罢我登场”；隋唐时期，剑阁道上也是狼烟四起；五代时期，金牛道见证前蜀、后蜀政权更迭；宋元时期，金牛道更是经历蒙古弯刀的血腥杀戮；明清两朝，金牛道战乱交织，不忍直视。
战乱兵祸，是金牛道改线的终极密码。
战乱阻塞古道畅达。到晚唐时期，唐大顺二年（891），据《十国春秋》记载：利州刺史王建“以兵扼剑门，两川由是阻绝”；据《太平御览》记载：“剑利之间白卫岭虎暴尤甚，号税人场。商旅结伴而行，军人带甲而过。”剑阁道荒凉恐怖。
王建“提三尺剑，化为国家”，60岁蜀中称帝，史称前蜀。太子王衍继位后，整天寻欢作乐、巡游外地、遍刷美妇，是身居帝位的市井浪荡小人。据《新五代史》记载：“衍年少荒淫。”据北宋张唐英《蜀梼杌》记载：“衍好私行，往往宿于娼家，饮于酒楼，索笔题曰：王一来。”
清《十国春秋》作者吴任国感慨说：“奈何阉人秉钧于外朝，母后司晨于阃内，嬉游山川，宣淫郡国；秦川之变，骤罹非幸。自古蜀亡未有如王氏祸之烈者也。可不哀哉。”
时值后蜀，后主孟昶力小而任重，内政外交失策，在强敌面前土崩瓦解。据《宋史》记载：“其后寝以奢靡。”又据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蜀主孟昶以七宝饰溺器，宋太祖见之，命碎之，曰：汝以七宝饰此，当以何器贮食？所为如是，不亡何待！”
唯有值得后世借鉴的，是孟昶的《官箴》。宋太祖摘录四句编为《戒石铭》，令郡县勒石公堂，成为为官座右铭：“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尔俸尔禄，民脂民膏。”
当大宋兵临古道，后蜀军在金牛道沿线抵抗，三战三败，烧绝栈道、阁道、浮桥、关隘，退守剑门，企图据险固守。据雍正《剑州志》记载：“宋太祖乾德三年（965）伐蜀，破剑门遂平蜀。”宋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王全斌破剑门、取剑州，孟昶奉表请降。
后宫花蕊夫人《述国亡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控诉投降主义，给蜀道女性增添几许柔美和铁血。
战乱迫使古道绕行。南宋末年，蒙古军兵发金牛道。蜀地军民同仇敌忾，顽强抗蒙52年，1259年蒙哥大汗战死合川钓鱼城，即使1279年南宋幼帝投海而死，巴蜀军民仍然继续抗蒙3年。到元朝至元十九年（1282），川陕四路剩12万户，锐减247万户。几乎举川殉难，何其悲壮。
元朝史官袁桷说：“蜀祸之惨，诚不可言。”据《元文类》《道园学古录》《清容居士集》等史料记载：“凡破四川府州数十，残其七、八”，使“全蜀五十四州俱破，独夔州一路，及泸、果、合数州仅存”。蒙军“屠成都，焚眉州，蹂践邛、蜀、彭、汉、简、池、永康，而西州（川）之人十丧七八”“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遗骸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马可波罗游记》也记载：蒙军运送蒙哥汗灵柩北归，沿途还杀两万余人。
哪里的屠杀、掠夺最血腥，哪里的反抗就最坚决、最血性。1243年，中线抗蒙名将余玠主持四川防务，沿岷江、沱江、嘉陵江、渠江构筑山城、要塞80余处，其中剑阁苦竹寨、苍溪大获城、南充青居城、奉节白帝城、合川钓鱼城等被称为“川中八柱”。据《元史·余玠传》记载：“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那时，仅剑阁境内就有苦竹寨、清虚山和长宁山等抗蒙堡垒。
金牛道要冲苦竹寨，是蒙军不惜血本绞杀的肉中刺。据《元史》记载：宝祐五年（1257）九月，蒙哥率大军沿金牛道进发利州。“冬十月壬午，帝次宝峰。癸未，如利州”“帝驻跸剑门。戊子，攻苦竹寨”，守军崩溃。至此，军民以山为城、以寨为府，北迁10年的隆庆府、据守20余年的苦竹寨，在血日余晖中落下帷幕。
巴蜀五十余年抗蒙战争，官则坚贞不屈，战死为荣；民则“捐财以助边，荷担以供饷”。宋遗民所撰《昭忠录》记载死节将领130人，蜀将56人；元刘麟瑞《昭忠逸咏》收录宋末死节之士50人，蜀者15人。
蒙军攻宋，蜀地狼烟，金牛道不得不避开剑门关，改道问津驿、龙潭驿、白林沟驿，直下阆州。战乱平息，元朝敕令复行古道。据《永乐大典》记载：至元元年（1264）在剑门“人头山（今昭化大朝驿）添设驿站”，次年在四川境内新添驿站16处。
战乱殃及古道繁荣。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明崇祯十年（1637）至清康熙十九年（1680），李自成、张献忠、吴三桂三大势力交替入侵金牛道，于绵、广地区长期争战，剑阁道再度成为“险途”，金牛道再走“利阆道”，古金牛道之广、昭、剑、梓、绵百业凋敝，直到康熙中期，古道复归旧路。
1644年是甲申年，李自成进北京，清军入关，明朝垮台，张献忠在成都建大西政权。明运将终，灾异迭见。据民国《剑阁县续志》记载：“剑州群鬼夜哭，以掌血印门，遍城内外。”
40余年战乱，加之连年“大旱、大饥、大疫，赤地千里，人相食”，金牛道田荒地废、十室九空、民不聊生。据民国《剑阁县续志》记载：“崇祯十年，蜀剑州大水”“水至，民登州堂以避水者免，余者漂没。黄肠凶具，架在民屋檩者累累”。据同治《剑州志》记载：四川巡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姚缔虞到任四川，“时大乱之后，蜀绅宦游者，多以故土荒残，留滞异地”。
据康熙《四川总志》记载：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由广元入境，“沿途瞻望，举目荆榛，一二孑遗，郭衣菜色，行数十里，绝无烟炊”。后来，上书康熙“湖广填四川”。据康熙《苍溪县志》记载：康熙十年（1671），“移民入苍溪者众。楚、粤、黔、闽入苍插占为业者十之五六，尤以湖广人居多”。
湖广驿传道参政遂宁人吕大器作诗《昭化县》云：“不堪百战后，寥落两三家。白骨堆荒草，青燐乱晚霞。高城行鸟雀，古庙困蒹葭。群盗中原遍，愁心未有涯。”这正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客主固殊势，存亡终在人。”西晋张载《剑阁铭》以“穷地之险，极路之峻”，规劝“兴实在德，险亦难恃”，警告“凭阻作昏，鲜不败绩”。
寻踪金牛，启示今古：胜败不在险，盛衰亦不在险，兴亡更不在险。任凭据险固守，实则无险可守。“将来为报奸雄辈，莫向金牛访旧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