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昊
盛唐一篇《蜀道难》，以“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之泼墨，渲染亘古蜀道之大写意。
据《水经注》记载：“周显王之世，蜀有褒汉之地。”人们通常把翻越秦岭与大巴山、沟通关中平原与四川盆地的主要道路，统称为蜀道。
古金牛道，何以成为北出蜀地的先秦通道？古金牛道，究竟承载了怎样的历史风云？
寻古道开凿之时间起点
《尚书》《左传》《国语》《史记》等经典语焉不详，方志《华阳国志》千疮百孔，诗人李白“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浪漫任性，古蜀历史源头自乱。
古蜀混沌，蜀道茫然。据《蜀王本纪》《华阳国志》《水经注》等典籍记载：蜀王贪财好色，秦惠文王铸石牛贿赂，称曰“粪斗金”，蜀王派五丁力士劈山开道迎取，蜀道开通之日，就是蜀国灭亡之时。然而，正史“前四史”不曾记载“五丁开道”“石牛粪金”等传说，但是《史记》《资治通鉴》之“正史双璧”，均记载司马错、张仪论战，秦惠文王伐蜀、灭苴、攻巴历史。
秦灭蜀国，通道就是石牛道、金牛道，距今2300余年。试问，公元前316年，是金牛道开通最早时间吗？
延续“周朝旧制”，古道开凿可溯至春秋早期。据《周礼·地官》记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还有《周礼·冬官》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规定城中道路规格、乡野干道设施，是古代交通道路的国家标准、驿路建设的最早制度。
再据《国语》记载：“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国有郊牧，疆有寓望，薮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御灾也。”文中“列树以表道”目的是“所以御灾也”。西周在官道两边栽植树木，既预防和抵御灾害，更彰显官道标志和气象，通常叫行道树。
历史照进现实。今日金牛道上“三百长程十万树”的翠云廊，仅剑阁境内就有7779株，最高树龄不低于2300年，石板路、拦马墙、喂马槽、古驿名完整无缺，是当之无愧的“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古柏林”。古蜀道翠云廊与周朝整修道路、列树表道、设置驿站等制度吻合，是沿袭周朝道路旧制的活化石。据《国语》记载“列树以表道”按周朝旧制的时间推算，落实这个制度至少是周定王时期，即公元前606年以前。
古蜀是否沿用周朝旧制，主要看周天子对古蜀的影响。周王作为天下共主，分封诸侯国71个。虽然《史记》不见册封蜀王记载，但是《华阳国志》中周封“蜀侯”，学者推断实为杜宇，彭县竹瓦的街周初窖藏封侯赐物可以佐证。据《逸周书·王会篇》记载：“成周之会（公元前1042至公元前1020年期间），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鸡。”表明蜀王杜宇参与西周成王会盟，皆大欢喜。西周后期，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夷王二年（公元前884年），蜀人、吕人来献琼玉，宾于河，用介圭。”即使周王室江河日下，但是蜀王来朝拜，礼仪甚隆。从不同时期看，蜀与周王室关系较为正常，古蜀沿用周朝旧制顺理成章。
另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开明立，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后“生保子帝”。卢帝攻秦、秦迁都至雍不久，应在秦德公、宣公、成公之间，即公元前677年至公元前650年之间，蜀王攻秦、生保子帝，“保”即“褒”，表明汉中、褒城那时属蜀地。蜀王卢帝“攻秦，至雍”，必走金牛古道。
朝拜有路，交往有道，征伐有途。从古蜀都邑三星堆，或者成都出发，无论到达西周都城镐京、东周都城洛邑，还是到达秦都雍城，途经金牛道，逻辑关系最顺，地理距离最近。到周定王时期，蜀与周王室交往至少500年，古蜀国完全应该使用或效法周礼、周制，在古蜀道上“列树以表道”，沿途设置“庐”“宿”“市”“候馆”等驿站性质的机构。
如此，金牛道开通的时间，可以上溯到春秋早期，公元前650年左右，距今至少有2600年历史。
而据“出川伐纣”，古道开凿可溯至西周初年。据《史记》记载：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继承周文王姬昌遗志，在太公、周公、昭公等人辅佐下，率领西岐周人，联合“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组成“九国联军”，从镐京出发，于牧野誓师，在朝歌对垒，征伐“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的商纣王。兵临城下，商纣王“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自此，绵延八百年江山的大周王朝横空出世。
又据《史记》记载：“蜀人”参与武王伐纣战争。另据雍正《剑州志》记载：剑州（今四川省剑阁县），“周，巴蜀髳微之地”。表明西周时期，剑州属巴蜀髳、微管辖，佐证剑州人在内的“髳人”“微人”参与伐纣之战。
《汤誓》讨夏桀，《牧誓》伐商纣。战前，武王作激情澎湃的讨伐誓词《牧誓》，罗列纣王听信妇人之言、不祭祖宗上苍、用奴不用兄弟、残暴压迫百姓四大罪状。再据《华阳国志》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还据《逸周书·世俘》记载“新荒命伐蜀”。联军伐纣，蜀师第二，应是中坚。
同一事件，不同史料，不同角度，间接佐证商末周初金牛道已开。蜀人加入武王伐纣联军，或在西周首都镐京集结，或直接在牧野誓师，出境作战，最大可能沿金牛道进入关中地区。
无独有偶，2014年8月27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宣布，在昭化古城考古调查中，首次发现西周时期的古城遗址、古关口遗址和秦汉时期墓葬群，直接证明金牛道形成的历史起源于西周。
如果从武王伐纣历史事件算起，从蜀人出境参加武王联军算起，从西周古昭化修筑城池算起，那么金牛道开通的时间，距今至少3070年。
推演“武丁征蜀”，古道开凿可溯至殷商中期。商朝以公元前1300年盘庚迁殷为标志，分前商、后商两个时期。公元前1248年，在位59年的商王武丁上位，开疆裂土、征战四方，开创殷商王朝鼎盛时期。
武丁王后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甲骨文、青铜铭文记载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庙号“辛”，青铜铭文“后母辛”。武丁时期，妇好多次受命征战沙场，攻打羌方、蜀方等方国，是武丁军事集团的标志性人物。
据《四川通史》指出，殷墟大量甲骨文卜辞出现“王征蜀”“王至蜀、在蜀”“王卜蜀年、卜蜀祸”“蜀供劳役”等文字。武丁伐蜀，或者妇好统帅代表武丁集团伐蜀，在殷墟甲骨文中得以证实。那么，武丁集团究竟从哪条道路伐蜀？根据卜辞“伐缶与蜀”推断，“缶”即“褒”（今陕南褒城），征伐顺序应是由“缶”及“蜀”、先“褒”后“蜀”。可见商中晚期，褒、蜀有路相通，即褒斜道、金牛道。《尚书·酒诰》中有“肇牵车牛，远服贾用”之语，表明殷商早期，就使用牛车通商、打仗，说明交通工具、道路比较发达。
由此推断，商王武丁伐蜀，极有可能先征“缶”，再从褒斜道经金牛道征伐古蜀国；商王武丁伐蜀，神话五丁开道，此“武丁”有可能是彼“五丁”。
试想，在商王武丁时期，中原与古蜀相去甚远，语言可能不通，相交可能不深，确切无统一文字记载。对于古蜀人来讲，被征伐不是光彩之事，于是讳疾忌医、口口相传、代代误传，极有可能将“武丁伐蜀”的战事，美化成“五丁开道”的神话。
古蜀，地理单元封闭，长期割据固守，脱离中央王朝管辖，《史记》着墨不多，实属正常。也许，在千百年误传中，蜀人便借秦惠文王伐蜀之壳，还“武丁伐蜀”之魂，将“五丁开道”传说与秦灭巴蜀的血海深仇联系起来，借以诅咒灭国身死的开明十二世。
于是，300年之后的公元1世纪，蜀人扬雄以汉赋的浪漫夸张，以讹传讹，将“五丁开道”“石牛粪金”等神话传说，写入兼具史实色彩的《蜀王本纪》。
于是，又300之后的公元348年，东晋常璩《华阳国志》以地方志视角，记载“五丁开道”等典故。但诡异的是，扬雄《蜀王本纪》原文不知何时遗失了。
不妨大胆假设：如果武丁伐蜀是真实历史事件，如果征伐结果异常悲壮惨烈，那么会不会与三星堆文明突然消失密切相关呢？充满传奇的“五丁开道”，抑或“武丁开道”，给古老蜀道蒙上厚重而神秘的色彩；如果商王武丁就是神话之中的开道五丁，武丁伐蜀就是传说之中的五丁开道，那么从公元前1248年武丁上位算起，金牛道开通的时间，就会再向前推进至少200年，距今至少有3270年历史。
追寻“中子记忆”，古道开凿可溯至石器时代。据《尚书·禹贡》记载：“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意思是这里贡道可顺白水江而来，经嘉陵江、汉水，舍舟登陆至渭水、入黄河。表明蜀地嘉陵江上游，在大禹划九州时已通航，金牛道在葭萌（今昭化古城）以北与嘉陵江多处重合。
考古发现，陕南、关中与四川盆地重要新石器晚代遗址有相似文化符号。位于古金牛道上的朝天中子铺细石器遗址出土器物，与前仰韶时期（公元前4800年至公元前2900年）同类器物接近。试想，文化符号相似，必有人文交流、道路通达。
如果夏朝建立前夜，大禹划九州、列九道、疏九河时已有嘉陵江古蜀道，从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算起，那么古金牛道开通，距今至少4000年历史。
如果细石器时代，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开始交往交融，那么古金牛道开通的历史：从公元前3500年仰韶文化进入繁荣期算起，距今至少5500年；从中子细石器时代算起，距今至少6000至6700年历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