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
大巴山是一条与秦岭几乎平行的山脉，但它的名气确实没有秦岭那样大。大巴山西接昆仑山，名声虽不大，它却一直延伸到三峡神农架，与长江对岸的湘西黔北的山脉相连，绕一圈就和青藏高原把四川盆地包裹在中间了。大巴山的南麓，嘉陵江、涪江与巴河、州河之间的一片地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川北。川北应是古巴人的地盘，巴国最强大的时候都城迁到了阆中（古称巴西）。商周时代巴人从川北出发，穿越大巴山和秦岭，参与商周中原牧野之战；张仪、司马措灭巴蜀，走的是石牛古道；刘邦兴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川北是重要的粮草兵源基地；诸葛亮从剑门蜀道六出祁山，实施的依然是背靠川北、觊觎关中的方略；后来历朝历代中原王朝为争夺蜀地，都在这里展开拉锯战，冲得过剑门关的，直奔西川，冲不过剑门关的就荼毒川北，从川中绕向川西成都。唐朝皇帝西狩巴蜀走的是川北；清军入川，川北阆中还做了二十年的四川省会；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贺龙率领的十八兵团也是从川北入川，兵锋直指成都的。南北纷争，战乱不断，南来北往，移民填川，铸就了川北独特的多元文化。但也正因为如此，四川盆地形成了西尚文、东尚武、南尚商的文化特色，而川北却是一个缺口，不尚啥的川北是一锅大杂烩，至今没有一个诸如文、武、商的文化内核。由于地域原因，天下分裂的时期，汉中成了秦岭和大巴山、关中与西蜀之间的跳板，而跳板面前的川北就成了一片反复争夺征战的杀伐之地，这里的经济文化，包括人口都如同韭菜一般，长起来一茬又被割掉一茬。即便到了民国前期，川北依然是各路军阀、土匪、袍哥你来我往为争抢地盘频频开战的地区，“就防划饷”，繁重的赋税杂捐在一九三二年就预征到了一九八一年，甚至有个别地方预征到了21世纪；农税不够，大烟来凑，川北更是民国时期烟毒泛滥、烟匪横行之地。在那样的时代，黎民百姓能够生存繁衍传宗接代，靠的只能是难以想象的巨大忍受与韧性。
萌生写一部川北史诗性质的小说是在20世纪80年代，可谓多年前的一个梦想。我从小就生活在大巴山的乡野，在那里读书和劳作，在那里经历生活的磨难坎坷与少年的忧伤孤独，幸运的是总算赶上了国家恢复高考，走进了文学狂热年代十二分红火的中文专业。我听到过那片土地上无数口传的生动故事与民歌，后来工作的全部时间也用在了那片地域，大半个世纪我都没有能走出川北。自参加工作起，我的任务都是很繁重的，但我还是把少有的闲余时间用在了在川北土地上行走，我因此熟悉川北的每一个县，每一个乡镇，乃至很多乡村的磍磍旮旯，见过三教九流的奇奇怪怪的人，收集和听闻了无数的奇闻轶事。越是如此，越是觉得非写出这样的一部书不可，尤其是到了近年，知悉这片土地过去历史的一代代人已经衰老或故去，乡村与民间正在被时代潮水推向远方，昔年调侃乡村“到处修的路，田里种的树，房子没人住，家屋里没有自己的铺”，而今却正在变成现实。我不能让这片土地上那些生动的过往，那些饱满的激情与倔强的忍耐，无声无息地湮灭于地下，我要让土地开口说话，述说那连绵的苦难与倔强不屈。
但是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跟跑一场马拉松一样，要的不仅是耐力，更要的是体力，恰好我从事的工作不允许我有大段的时间静心写作，所以本书动笔的时间比较早，却一直写得不那么顺畅，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直到近年，反而工作越是繁重辛劳，写作的思路越是流畅，我利用所有的业余时间来写作，消耗了数千张纸，数百支笔，好歹总算完成了七十多万字的书稿，最后成型的这部书缩减到六十多万字。无论作品写得好坏，但我坚持下来了，直到二○二三年秋分的晚上，在澡雪堂里敲完作品的最后一个字，我对着窗外的天空和青山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无所谓喜悦，也无所谓忧伤，就像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说过的，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但我的眼眶确实湿润了，我为自己的坚持与顽强而感动，我终于制造出了一块硕大粗笨的“砖头”，完成了这样一部告慰川北大地的书。幸运的是，书稿顺利入选四川省作家协会二○二四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这更增进了我要尽快将此书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自信。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为写作本书，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史资料、族谱乃至民间野史、医书、巫术、堪舆、碑文，进行了大量的田间调查与走访，力争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采用以点代面、以小写大的结构，通过川北大巴山下桃花湾一个家族半个多世纪的繁衍历程，让土地开口说话来讲述川北的故事。民国时期的川北，军阀混战、袍哥横行、匪患猖獗是社会的主要问题，贯穿于民国四川的历史，其势力和影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百姓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翻开陈旧的历史，这里有农耕社会的日常，有淳朴古雅的民风，有乱世里的绝美爱情，有放浪粗犷的情欲，也有为所欲为的草菅人命，更有时代迭变的波诡云谲。仁义礼智，忠孝廉耻，压抑与放纵，坚韧与挣扎，朴实与狡黠，倾轧与杀伐，苦难与良知，宽宥与容纳，生养繁衍，爱恨情仇，一切都在时变境迁中洗澈沉浮，滤浊澄清。人间的苦痛、纠结与忍耐、欲望全都饱含于这一片大地的泥土之中。
孙美玲在《顿河哥萨克的一代诗史——〈静静的顿河〉新译本序》中说：“一项技术会因时代的前进而变得过时，一个思想或可随历史的发展而渐次丧失其意义，但是任何真正伟大的艺术发现都不仅是自己时代的光辉乐章，同时还会以永不涸竭的艺术感染力，激励着后世的读者。无论生活有了怎样的变化，人们会永远感到它们的新鲜，它们会由于时代和读者的不同而不断获得前所未有的新的美学价值。”我最初的文学创作是受沈从文影响的，但由于读书的驳杂，在我的作品里既有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影子，也有苏俄批判现实主义、欧美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影子，我是在熬制川北味道的麻辣火锅。小说故事跨度五十年，经历了改朝换代、草莽争雄、防区割据、红军入川和保甲时代等几个阶段，情节复杂，人物纷繁，现实与魔幻，牧歌与史诗，粗放与细腻，精雕细琢与浓墨重彩，大量风物、习俗、民歌的描写有意识地加入，构成五彩缤纷、眼花缭乱的恢宏画卷，因此有人说，本书是大巴山下的“顿河”“呼兰河”与“白鹿原”，也是川北的“百年孤独”。赫尔岑说：“历史没有剧本，历史永远不确定。”过往那些生长生动故事的乡土正在远去，流逝的岁月只留下斑驳的远影，消失的总有几分怀念，让后来的人通过读这部书能够知晓川北大地的过往与曾经，我亦知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