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元洪
晨露在红星村黄连古树的叶尖凝结时，地干村的稻穗该又沉了几分。七年光阴，我从三尺讲台走到两村田埂，像株被风迁徙的植物，在河地镇的土坷垃里扎过根，又在白驿镇的田垄上抽出新枝。掌心的泥痕结了又落，落了又结，最终和民情本上的字迹、百姓的笑纹一起，洇成了生命里最深的底色。
初沾泥：地干村的“学生课”
2018年的春风裹着土腥味，把我这个刚卸任讲台的驻村队员吹进地干村时，裤脚的泥浆像层没焐热的皮肤。村办公室的木桌留着前任的刻痕，我跟着老书记学记民情，本子上歪歪扭扭写着“青大爷，坡地3亩，盼整改”——那时还不懂，这些字是要蘸着泥才能写进人心。
地干村一半是规整的农业园区，一半是待整的坡地。青大爷蹲在石碾上，笑我念政策文件太生涩。“康老师，别念文的，就说这坡地能不能让收割机开进来？”听着他的话，我红了脸，次日扛着锄头跟他进了地。玉米苗在高低不平的地里东倒西歪，“您看这地，”他边松土边说，“就像没排好座位的学生，得先把队形理顺。”那天数出的27个土坎，青大爷用烟袋锅敲着记下：“这些坎，是咱心里的坎。”
驻村队员的日子，多半耗在田埂上。帮张大娘搭排水渠，她总往我兜里塞煮鸡蛋；跟着老书记跑镇里报项目，在农技站抄满三页种植手册。暴雨冲垮临时水渠的夜晚，我们披着塑料布抢修，泥水灌进胶鞋冷得刺骨。张大娘举着马灯送姜汤，灯影里白发沾着雨珠，她说：“你们是来给咱挖穷根的。”喝着那碗姜汤，虽然辣得呛人，却让我懂了：驻村不是来“上课”的，是来“听课”的——听土地的脾气，听百姓的心里话。
2020年秋，接过第一书记任命文件，我特意去了青大爷的坡地。他把民情本塞回我手里，说：“康书记，你记的坎，该平了。”跑了七趟县上，材料磨得卷了边，终于等来了推土机的轰鸣声。青大爷拉我站在新田埂上：“这地平得比你当年的民情本还周正。”离开地干村时，他往我包里塞了把新米，说：“根扎得深，稻子才长得稳。”
深扎根：红星村的“家常课”
2021年，我转任红星村第一书记，是黄连古树的气息牵引我到村腹地的。两百年的树干裹着深褐铠甲，韩大爷正用竹刷给它除虫。他说：“树得常修，政策也得用家常话说，才入人心。”这里是灯戏发源地，老艺人哼唱的《劝善歌》里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原来百姓心里的秤，从不用秤砣，用的是人心。
调解宅基地纠纷时，我拉着李、张两家在树下坐定，说：“您看这树，枝蔓都绕着主干长，哪有枝子跟根较劲的？”蹲在地上画界线，像当年在地干村量田埂，我说：“政策讲公平，咱让的不是地，是往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和气。”后来，两家合伙种果树，挂果时总喊我去尝鲜，说：“这果子里有你的理。”
2024年高标准农田动工前，村民围着古树犯嘀咕。我掏出地干村的谷种，说：“政策能让那边的土变金，咱这土也能。”石桌上铺开规划图，蹲在地上画田垄时，指尖沾着的泥蹭到纸上，倒像给图纸添了层活色。算清的账很实在，机器进来后，每亩多收的粮食够娃们多买两本习题册，还能省出工夫使村民去村头的电商服务站学新本事。有户人家的祖坟恰在规划区，我去了三回，说：“您老人家闭眼时盼啥？不就是子孙过好日子！”第七天清晨，他们来敲门：“康书记，动工吧，我们信你。”
古树渐渐成了“政策茶馆”，给残疾儿童送书包时讲“助残政策”，帮农产品找销路时编“电商谣”，都是在古树的见证下进行。去年秋收，老艺人编了新灯戏，唱“书记脚沾泥，政策暖心底”——原来最好的宣讲，从不是念文件，是把政策过成百姓的家常日子。
共生长：年轮里的“初心课”
如今走过红星村腹地，常看见青大爷从地干村来，摸着古树说：“这树跟咱村新田一样，都是政策浇活的。”韩大爷教孩子们认年轮，说每圈纹路里都藏着故事：驻村干部的脚印，政策落地的声响，老百姓舒展的眉头……
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举着作业本跑来：“康书记，老师说我这字，像您画的田埂线。”翻开本子，最后一页画着两棵树，一棵标“地干”，一棵写“红星”，根在地下紧紧缠成一团。
暮色漫过屋顶时往回走，古树在风里轻摇。从驻村队员到第一书记，七年教会我的，不过是把政策的温度，化作脚下的泥、手中的锄、心头的热。就像这两百年的树，扎根越深，越懂土地的语言；离百姓越近，越能听见生长的声音。那些浸在泥里的初心，早与两个村庄的土长在了一起——掌心的泥痕会褪色，但长在地里的稻穗，记在心里的暖，永远新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