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金鹏
1983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
那一年，学制正在改革，高中由两年向三年过渡。县城重点中学的高二学生要多读一年才能毕业，而我们一沟中学因为是农村中学，高二学生仍可作为应届生报名。于是，同一届的学生分两年毕业，这也算那个年代的特色了。
高考之前，还有一道关卡——预考。这是参加高考的资格赛，全县农村高中统一考试，通过率只有百分之四五十。我们文科班四十五名同学，最终只有二十多人通过预考。大部分同学连高考试卷都没有摸到，改变命运的机会就这样被剥夺了。我还算是幸运的。
预考在五月初，高考在七月中旬，中间有两个月的冲刺时间。学校要求全体住校，这是我第一次有离家的感觉，既兴奋又紧张。晚自习有人约束了，生活也有节奏了，早上六点起床，课堂、课后的学习氛围明显浓了起来。伙食标准也提高了，中、晚每餐至少有一道荤菜，韭菜炒鸡蛋、小炒五花肉、小肉圆，要么就是鱼虾，味道比家里的饭菜香得多。
然而，或许是认识不足，第一次参加高考并不怎么提神，还有点“靠天收”的意味。通过了预考，脸上已经蛮有光了，潜意识里就有了复读的倾向。
那年高考，考场设在高邮中学，时间是七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七月中旬的天气已很炎热，又随时会有瞬息变化。第一天下午，大雨倾盆，给紧张的教室带来阵阵凉意。三天很快结束，没抱什么希望。
记忆中留下三件事。一是数学卷。我状态蛮好，高中两年数学成绩一直不错，高考得了115分（满分120分）。二是世界历史。中学课本只复习了一半就上“战场”，结果可想而知。三是高考作文——一幅漫画，题目大意“这下面没有水，再换个地方挖”。画中人持锹挖井，每处仅浅挖数锹就放弃，却未察觉地下水源已近在咫尺。要求写说明文加议论文。这在高考是第一次，形式新颖，时代意义深刻。改革开放之初，克服浮躁作风，强调求真务实、坚持不懈的精神尤为重要。只是那时的我，哪有这样的认知呢？
英语就更不用说了。学校既无“名师”也无“严师”，哪会有天生的“高徒”？1983年又是英语第一次采用百分试卷（此前满分只有70分、50分，甚至不计入总分），名落孙山，自然是意料之中。
复读，必须复读。这是父亲“望子成龙”的执念。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高中复读盛行的时代，高校如一座座灯塔，照亮着年轻人前进的航向。有条件的高中办起了复读班，没有条件的就让落榜生“回炉”与新一届同学一同上课，还有退休教师等举办专题复读班。那年，我借读在城北初中的复读班，文理科各一个班，学生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大家目标清晰——高考；方法明确——补短板；生活规律——三点一线：教室、宿舍、食堂。班上有个姓陆的同学，英语成绩突出，还兼任我们的英语辅导员。
1984年的高考，有别于往年。时间调整为七月七、八、九三天。我们是往届生，需要重新参加预考，而同届的邮中学生是应届生，无需预考。试卷的改革有点奇葩——有些科目不仅要答对，而且不能错，错答要倒扣分。一道四小题的题目，答对两题、答错两题，这题就是零分，扣完为止。
作文题是每年高考的重点。这年的作文题，大概是古往今来与作文“扣”得最紧密的一次——题目就是“如何写好作文”。会作文的当然会作文，不会作文的正因为不会作文而作文。这可难了最怕写作文的我！
英语的“难”和数学的“易”，大概是我1984年高考最大的失误。原本想补短的英语，却丢失了以为长项的数学。高考成绩从来是综合优势的考评，正如木桶定律——盛水量的多少，不取决于那块长板，而是短板决定高低。这一年的英语加了附加题，不计入总分，但高校录取时参考附加题的得分。
如今想来，那些年的高考，那些年的我们，那些年的奋斗与挣扎、欢笑与泪水，都已化作生命中最深刻的记忆，也成了我们这代人最珍贵的勋章。
四十年过去了，高考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科目变了，时间变了，录取方式变了，连“包分配”都成了历史名词。但高考之于个人命运的意义，之于社会流动的价值，之于公平正义的追求，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