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明
母亲从箱底翻出几块碎布时，我正蹲在门槛上数蚂蚁。那是些颜色各异的布头，蓝的像雨后的天空，红的似灶膛里的火，还有几块说不上名目的杂色，大约是旧衣裳上裁下来的边角料。她将布片在床上摊开，比划着，拼凑着，忽然抬头道：“给你缝个书包吧。”
那时节，我们村里的小学刚修好，青砖灰瓦的三间房，戳在旷野里，远看倒像座庙。报名那天，我看见许多孩子背着崭新的帆布书包，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红字，在阳光下亮得刺眼。我的目光便黏在那书包上，直到母亲拽我的衣角。
“家里哪有余钱买这个。”回家的路上，母亲踩着田埂说，田埂窄，她走得却稳，“我给你缝一个。”
缝书包的光景我记得清楚。煤油灯的火苗一跳一跳，将母亲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忽大忽小。她凑近灯光穿针，线头在嘴里抿了又抿，终究穿不进去。我过去帮她，她笑道：“小眼倒比老眼尖。”针线穿过布片的“哧啦”声，在静夜里格外清晰。布片拼得并不齐整，针脚也歪歪扭扭，像田垄间蚯蚓爬过的痕迹。
书包做成了，母亲将它递给我，我接过来，发现上面补丁摞补丁，却意外的厚实。带子是用裤腰带改的，能调节长短。最上面那块红布，原是母亲嫁衣上的一角，如今成了书包的盖片，翻开来，里面缝着个小口袋——“装铅笔的。”母亲说。
我背着这书包去上学，路上遇见同村的二狗子。他盯着我的书包瞧了半天，忽然大笑：“花里胡哨的，像个要饭的！”他的帆布书包在胸前晃荡，上面的红字刺得我眼睛发疼。我没说话，把书包往怀里拢了拢。那里面装着新发的课本，油墨香混着碎布的陈旧气味，钻入鼻孔。
书包虽丑，却结实。下雨天，别人的课本淋湿了边角，我的因有那块红布盖着，半点水星不沾。小口袋里除了铅笔，后来还装过玻璃球、橡皮筋、从河边捡来的漂亮石子。有回我在口袋里摸到块硬糖，不知母亲何时放进去的。
冬天，教室里冷得像冰窖。我将手伸进书包里取暖，触到母亲缝进去的棉花絮，软软的，仿佛还能闻到阳光的味道。邻桌的女生手冻得通红，我把书包推过去一半，她犹豫着将手放进来，我们就这样沉默地熬过了一节自习课。
书包越来越重。除了课本，又添了练习簿、算盘、墨水瓶。带子勒在肩上，留下一道红印。母亲见了，在带子内侧缝了层棉布。我背着它在外面捡鸡粪、下河摸鱼，它跟着我沾过泥水，淋过暴雨，被树枝刮破过口子，又在母亲的针线下愈合如初。
小学毕业那天，我把书包洗干净，晾在院子里。风一吹，那些布片便轻轻摆动，像许多面小旗子。母亲走过来摸了摸，说：“还能用呢。”可我要去镇上读初中了，那里人人都有新书包。
初中开学前夜，母亲拿出个帆布包，是托人在县城买的，和当年二狗子的一模一样。我接过来，发现里面衬着熟悉的碎布——母亲把旧书包拆了，缝在新书包的内层——“这样就不怕磨破课本了。”她说。
许多年后，我在城里安了家。有次整理旧物，从柜底翻出了那个帆布书包。内衬的碎布已经泛黄，针脚却依然结实。我忽然想起母亲在煤油灯下抿线头的模样，想起她粗糙的手指灵巧地穿梭于布料之间。那些碎布拼凑的何止是一个书包，更是一个农村妇人能为孩子撑起的全部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