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平
我家从来没有正襟危坐的说教，一贯默默工作的父母似乎在用以身作则的方式放手让我自立，至多在我面前经常唠叨“工作着是美丽的”这句流行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名言，以致我对走出校门后的工作有了些许的迫不及待。1976年那会，还没有考大学一说，高中毕业后，面对的就是“到工农兵中去”，即做工、务农、当兵，简单粗暴得让人只有唯命是从。不过，从走出校门到职业场，还有一段短暂的空白期，社会上便送我等一个好听的群称叫“待业青年”。这段时间是相对自由的，我的同学中直接娶妻生子的有之，拜师学门手艺的有之，回生产队侍弄一亩三分地的亦有之，宅家什么都不干的更是大有人在，反正前途未卜嘛！而我呢，就像一只待飞的雏鸟，站在巢穴边缘对外界充满无知和新奇，嚷嚷着到处找临时工做，自主服帖于这般庸常的生活。
其实那年月，找零活、打零工，挣得几个零钱补贴家用，是再正常不过的一种家庭社会现象。譬如：买芦材回来打芦席、织窝积，或编芦材帘子，卖给粮库等需求的地方；到处捡破砖烂瓦，用榔头敲成规格大小一致的碎石子堆在门外路边，等候有人拖车来收购；将纸箱厂冲压出的半成品硬纸板运回来，一家老小七手八脚拼好隔板成品换加工费；自带厨刀为酱醋厂切滚刀块萝卜，结算点时工钱；到体育场，上千人集中为外贸工艺产品生产企业刮杞柳枝皮……为了生活，哪怕是一角一分地攒——有时甚至是日以继夜地干。可我完全没有这个出发点，家境算得优渥，衣食本是无忧，毫无生活窘迫的概念，偏偏主动请缨要外去做杂工，实属是没苦找苦吃。
很快，酷暑时节，我经人介绍到了一家晶体管厂打工。我被直接安排到了质检室，工作是检测每一只下线产品的质量。不料，质检室不大，却挤满了师傅和徒工，检测设备本不多，好不容易等了半天下线的待检产品只被两三人三下五除二就检测完了，其他人大把的时间坐在那儿闲聊拉呱，根本轮不到我。也许正是这种产出上下流程不配套，方造成工人如此的无所事事。其实这是那个时期集体企业人浮于事的怪象。这哪是打工？分明像是来避暑的。虽说一天八毛钱，可比学徒工资还高一点呢，拿得心里实在惴惴不安。如此这般，我蹭空调、打瞌睡十来天，带着迷茫的感受离开了。
恰好兴建工业局大楼建筑工地需要小工，安排的劳作是把浇筑混凝土墙体后模板缝隙处的赘体凿去。于是，我便拿起了铁锤和钢錾，兴奋地做起了泥瓦工。当我登上楼顶坐在外墙壁上的一刹那，一种恐高的畏惧突袭全身，仿佛置身飘忽不定的云头，感到随时有将坠落的无助。年轻人好冲动这应该很正常，我就曾经激烈地向往参军到大熔炉去锻炼或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是，一个人当真正面对现实的时候，豪迈的勇气多会被骨感的现状所击穿。尽管哆嗦得厉害，但也没了退路，碍于面子的我是硬着头皮一锤一锤地凿下来的，这本身就不是技术活，完全是自己与胆气的较量。一面墙下来我便成了熟练工，尤其是后期爬上三角梯带着风镜仰头錾去楼层顶部赘体，又快又平整，一阵历练，直把“白面书生”形象涂抹得像名工人大哥了。
从建筑工地下来，又转场到了印刷厂，看到铸铅排字、调墨上辊、印刷装订，我好生羡慕，企望着想好好干一件技术活儿。然而事与愿违，我被叫到仓库去一令一令地扛纸、一五一十地数纸。这倒也罢了，更让我意外的是厂领导不知看中了我什么，在十多个临时工中竟然挑我从仓库调做门卫。在仓库时，几个伙伴在一起互相帮衬、干劲十足，已经很快建立了工友关系，而门卫不就是看大门的吗？后来才知道是其中一个门卫身体不好，急需要一名身强体壮的顶夜班。领导看我沉稳又实诚，就一下子把我按在传达室，递上一串钥匙，让我每夜巡视好厂区、关好厂大门、守着电话睡觉。睡觉拿钱这等好事，在别人眼里或许是美差，而意气风发的我，先觉得受辱，继感到单调，后方知责任，因为门卫无小事。特别是经过了那个寒冬腊月甚或雪虐风饕的长夜，我在体验这份零工平庸到极点的同时，第一回意识到身在职场责任心的必须和重要——尽管是临时工。
杂工生活拉开了我迈向社会的序幕，成为一段把人的幼稚梦幻有机过渡到社会复杂现实的间奏。人生没有白走的路，过往的一切都是为铺就未来埋下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