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广州市研究型医院联盟（下称“联盟”）正式成立，吸引了18家三甲医院加入，基本覆盖了广州50%的省部属医院、市属医院。
作为国内医疗服务高地，广州拥有45家三甲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水平走在全国前列。而研究型医院联盟的成立，释放了一种新的信号——广州逐步搭建大健康生态体系，不仅邀请卫健、科技、人社、医保等政府部门“入局”，还吸纳了研究型医院、生物医药企业等组织参与其中，致力于打通技术性创新到应用型产品之间的转化堵点，推动广州卫生事业与医药产业双向赋能、互促互强，迈出了从医疗服务高地到生物医药产业强市的关键一步。
“政府实现了从‘计划者’到‘指挥者’‘协调者’的角色转变。”中山大学副教授、广州市新型智库中山大学数字城市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潮介绍，临床医学专业门槛较高，即使是卫生行政部门从业人员，也不一定能掌握全貌，过去更多的是停留在审批、监督环节。在组建了研究型联盟后，不同政府组成部门通过业务连接，更深入参与到临床试验和成果转化中，既能减少信息壁垒，也能精准给予资源和政策倾斜，很好地实现了政府治理效能的跃升。
政府牵头成立联盟，提供稳定性预期
从2003年首次有研究者在国内提出研究型医院的概念算起，到现在对研究型医院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已有20年，近年来，研究型医院热度不断上升，不仅成为了一些大型三甲医院的发展目标，还频频见诸于政府文件与规划之中等。
2023年，广州公布了首批8家广州市研究型医院，既有“国家队”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也有实力强劲的专科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不过，这8家医疗机构均属于市属医疗机构。这一次研究型医院联盟主动扩大了“朋友圈”，邀请了省部属医疗机构加入。从联盟成员名单上来看，省部属医疗机构有13家，市属医疗机构有5家。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周端华表示：“下一阶段还将逐步扩大范围。”
研究型医院联盟不算是新鲜事，但过去更多是医院与医院之间的自发行为，或者是由协会发起，由政府部门牵头成立联盟，放眼全国实属不多见。
这一次，联盟还专门设立了工作专责小组，由市卫生健康委分管领导任召集人，邀请了包括了财政、科技、医保等七个政府部门参与其中，而且每个部门权责清晰，如卫生健康部门牵头联盟建设和发展，为联盟成果转化提供专业化服务；财政部门按规定提供资金保障；科技部门负责支持联盟相关研究项目……
省部属医疗机构加入联盟，既是强强联合，也是一次双赢。省部属医院科研实力强，不仅能更好地支撑广州生物医药产业，还能多与市属医院接触，帮助他们在临床科研转化方面发展。在开展研究型医院建设道路上，一些省部属医院遇到了资金不足的现实难题，加入联盟后，会有机会赢得更多经费收入。
对研究型医院来讲，加入联盟另一层利好便是增加了解政府决策的渠道。
“政府牵头成立研究型医院联盟，提供了稳定性的预期。”张潮介绍，临床科研工作资金投入大、研究周期长，见效慢，政府牵头成立研究型医院联盟，通过财政资金或者是政府引导基金等方式保障了科研经费，为医疗机构开展基础性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稳定性预期，很好地消除了医疗机构的后顾之忧。
推动临床成果转化，给创新以宽容土壤
联盟成立后，如何运转就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广州研究型医院联盟建设工作方案》列举了11项重点工作、28条工作措施，涵盖了工作目标、组织架构、运行机制、重点工作和工作保障等方面。
分析之后，就能发现有两个重点，分别是提升临床试验的效率和推进成果转化的落地。
从开展临床试验方面来说，联盟将统筹各医院专科优势，建立专业临床研究组，完善多中心临床试验机制，搭建研究平台，为临床研究提供试验设计、研究者筛选等全方位服务。对此，张潮分析：“一些新药上市前需开展大规模临床实验，往往需要牵涉到各方利益，政府提前介入其中，能发挥统筹、协调的作用，更快地推动临床试验的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联盟将选取4家以上医院作为主审（牵头）单位，建立统一的区域伦理审查平台，建立联盟医院内伦理互认机制。这一做法，可以加快临床试验的效率和速度，也能保障伦理安全一致性，让医疗机构开展临床研究既安心又省事。
从最初的一个想法，到一款成熟的产品，医学成果转化链条非常长，涉及环节多，如何推动成果转化落地，真正走出实验室尤为关键。
切入点之一是企业。
广州提出，要建立医企深度合作机制，强化医院、科研机构与医药企业之间的“一对一”合作，畅通沟通交流渠道。广州还允许联盟内医院入股科技公司，非行政职务科研人员持股参与药械研发，希望能促进医院和企业在临床科研转化上形成合力。此外，广州将在职务晋升、绩效工资分配比例等方面建立激励机制，希望更好地激发临床研究人员活力和积极性。
总之，这是一次全新的探索，问题和失误是必然存在的。所以，在文件中，我们也能看到建立临床研究容错机制，相信只有包容错误，才能让创新向上成长。
南方日报记者 黄锦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