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东江
3月18日两高发布的司法解释，首次将“阴阳合同”明确为逃税手段。所谓“阴阳合同”，实质上即“阳奉阴违”，同一事项，合同当事人订立两份内容并不相同的合同，公开的是“阳”，条款以逃避国家税收等为目的，“阴”的那个才是双方的真实意图，但是并不示人，也不可示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阴阳的原初意义，指的是自然界中有无阳光照射的现象，有，是阳；无，是阴。关于新冠疫情的记忆想必还没从大家的脑海中抹去，那时候谈“阳”色变。在医学术语上，阴与阳是一种定性检查结果。阳性，说明已感染或曾经感染过某种病毒，阴性则正常。如今在一定级别的体育赛事上，运动员必经尿检，以测定其体内是否存在某种被禁用的药物及其代谢产物。一旦呈阳性，则意味着该运动员服用了禁药，也就是背离了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比赛成绩取消是最起码的，严重的终身禁赛。但在医学界之外，比如在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中，“阳”的概念则没有这么“负面”，它只是宇宙中通贯物质和人事的两大对立面之一，另一面自然是“阴”。
“学习强国”平台上屡次遇到一道选择题：根据《黄帝内经》中有关于四时养生的论述，从“春秋养阳、夏季养阴、春夏养阳、春秋养阴”四个选项中给出正确答案，正确答案为“春夏养阳”，意思是春夏需保养心肝。《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这个题目出自《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认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乃是“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进而还就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打了个比方：“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这也表明，《黄帝内经》的内容并不限于医学，因而构成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秦留下的著作中，颇多阴阳文章。《周易·系辞上》云：“一阴一阳谓之道。”高亨先生注曰：“一阴一阳，矛盾对立，互相转化，是谓规律。”把阴与阳视为宇宙间普遍存在着的矛盾对立，是万事万物所普遍具有的性质。因此，阴阳在天象方面可以是日和月，在气候方面可以是寒和暑，在方位方面可以是进和退，在性质方面可以是柔和刚，在社会领域可以是尊卑、贵贱、君民、男女、生死、安危、屈伸、利害、治乱、存亡等，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中说了：“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在前人的认知中，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即阴阳矛盾的交替和转化。阴推阳，阳推阴，相互推动，相互影响，这种阴阳的交感是宇宙万物产生的根本，也是宇宙间存在的普遍规律。
纵观前人对阴阳的理解，汗牛充栋，各有各的阐释，针对同一件事，结论也可能南辕北辙。如《左传·僖公十六年》载，当年春天发生了五块陨石掉在宋国的自然现象，宋襄公问叔兴“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叔兴当面用鲁国死了不少大人物之类来作答，退下后对人说，襄公多余一问，此“是（宇宙中）阴阳之事，非（人事）吉凶所在也”。又《昭公二十四年》载，夏五月发生了日食，梓慎认为阴胜阳，水属阴，要发生水灾。而昭子却认为将要大旱，因为“日过分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就是说，太阳已行过春分点，阳气盛时犹不能胜阴（光为月所遮蔽），等到太阳再现，郁积之阳气必甚发，不可能不旱。这两例也意味着，当时的阴阳范畴已经摆脱了以往的天人感应色彩。当然，到了董仲舒，又将之拉回感应的轨道上。《春秋繁露·阴阳义》云：“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具体而言，“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所以，“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当义而出，如寒暑之必当其时乃发也”。
战国诸子百家中有一家即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驺（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阴阳说和五行说本来是春秋、战国之际并行的两种思想，邹衍合二为一，形成了关于“阴阳五行”的理论体系，以五行为五种天然的势力即五德，每种势力皆有盛衰之时，每一朝代代表一德，“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如是循环，没有止息，“自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深信于此，“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所以“方今水德之始”。于是乎，“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等，都要“合五德之数”。在中医学，阴阳五行则构成了认识世界的基本框架。
如今冒出的“阴阳合同”，其阴与阳又生出别解，早成不法艺人的明规则。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出发，对阴阳的内涵不是亵渎也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