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马利中国见闻录》
富马利（美） 著
杨智文 陈安薇 黄勇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4年2月
林护堂旧址（今广医三院内）。
1884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女子医学院的富马利博士（1854—1927）登上了一艘前往亚洲的“东京号”轮船。在海上颠簸数日，她终于抵达了中国，自此开启了长达三十多年的行医之旅，一直到1917年才返回美国。
富马利的职业生涯，几乎都是在岭南度过的。她是中国近代女医教育的奠基人，先后创办了夏葛女医学堂、柔济妇孺医院（今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以下简称“广医三院”）、端拿女子护士学校三所医疗机构，翻译了多部医学著作，对现代医学在华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夏葛女医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女子医学校，填补了中国女医教育的空白。
富马利返回美国后，在露西·皮博迪的帮助下，将来华期间的大量信件、报道、图片等内容汇编成《既然——摘录自私人信件、杂志和报纸等》一书。近日，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文库》推出该书的中文版首译《富马利中国见闻录》。
●南方日报记者 戴雪晴
培养女医生，提高女性社会地位
若要了解富马利创办三所医疗机构的意义，还需将时间拨回到一百多年前。彼时女性地位低下，再加上性别之间的差异，男医生能介入女性患者的治疗的范围有限，而女性主动求医的机会也十分渺茫。外国女医的介入，为众多中国女性患者带来了转机。
“我记得曾去救治一名患有白喉病的年轻女子，她穿着寿衣，被放在一间空房子的床板上……”“阿贵的前婆婆发现她逃走后立刻召集族人，带上锁链，试图强行把她从我们的药房抓回去。我向你详细讲述阿贵的故事，是因为她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非常普遍……”在信件中，富马利向友人细述她目睹的众多女性的悲惨经历，随着在中国逗留时间的延长，她对清末女性的痛苦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
“富马利认为，女性地位之所以不如男性，是因为她们经济上没有独立。”本书译者之一、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专任教师杨智文介绍，富马利曾细细算了一笔账：一个普通的秀才，每个月通过教书能获得8美元的收入，而一名护士每个月最少有15美元的收入。若能将更多的中国女性培养成医生或护士，这些女性便能摆脱对男性的依附，这便是富马利决定创办妇孺医院和女医学堂的初衷。
不久后，富马利将妇孺医院、女医学堂的创办提上日程。《富马利中国见闻录》记录了选址经过：“广州是一座拥有200万人口的城市，繁荣程度和美国的大城市相当。绝大多数土地的售价都超出了我们的预算，因此我们不得不越走越远，直至走到了这座城市的最西边，有200头猪正躺在泥泞里。考虑到财力，没有比这里更好的选择了……”
译者之一、荔湾区文旅融合发展中心主任黄勇认为，富马利在广州行医并创办医疗机构，存在非常现实的原因。作为具有两千多年贸易史的港口城市，广州以更加开放的视野看待西医，市民对西医的接受度也很高。例如，1846年，美国公开向大众演示了第一例乙醚麻醉手术，1847年，中国第一家西医医院——博济医院（今为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创始人伯驾就使用这个技术为病人进行全麻手术，这也是全国第一例乙醚麻醉手术。
此外，广东人的财富观也让富马利获得了更多捐赠。“我在撰写院志时看到了好几百张清末民初的屋契，很多病人在身体康复后，就把屋契献给医院。就这样越积越多。”译者之一、广医三院原内科医师、副院长陈安薇说。
于是，曾经的养猪场，成为环境优美的“拉法埃托大院”，柔济妇孺医院、夏葛女医学堂及端拿女子护士学校皆在此大院之内。富马利在信件中写道：“我们的‘猪村’终于开花结果了……落成后的产科大楼恐怕是广州最大、最坚固的建筑。这栋大楼看起来会永远屹立不倒，建筑师希望它能配得上它将要担任的使命。”据统计，直至1933年12月，全国列入统计的医学院校有28所，其中只有夏葛女医学堂和上海女子医学院招收女生。而在1932年毕业的3655名医学生中，有214名就读于夏葛女医学堂。
毕业于夏葛女医学堂和端拿女子护士学校的学生从广州出发，走向了更广袤的天地，最新的现代医学技术也随之渗透进古老中国的社会肌理。誉满杏林的罗秀云、梁毅文、姚秀贞等一代名医，皆毕业于夏葛女医学堂。她们在提供治疗服务的同时，也带动更多的中国女性挣脱束缚，走向独立。
广东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王茜表示，《富马利中国见闻录》对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白描”，或许会引发读者产生更多的思考。“透过这部社会生活史，我们或许更能感受到当时男女地位的悬殊以及今日男女平等的来之不易。”
三人协作翻译，反复斟酌成书
翻译《富马利中国见闻录》的故事，要追溯到2020年6月。当时黄勇受邀参与广医三院院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知道了更多关于富马利的故事，便托朋友四处搜罗《既然》一书。后来，一位美国朋友果真帮他找到了这部出版于上世纪20年代初期的作品，百年前的文字与图片清晰如昨。黄勇邀请杨智文、陈安薇一起翻译，“本来想出一本小册子，没想到能被选入《岭南文库》。这样能够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富马利的事迹！”
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文库》是国内集中、系统出版地域文化研究著作中起步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出版工程，收录海内外学术界在各方面研究岭南的具有较高水平的原创学术著作和整理岭南古籍经典文献，可谓认识岭南、研究岭南的“百科全书”。
《岭南文库》编辑部主任夏素玲表示，在得知黄勇翻译这本书后，凭借多年编辑生涯所养成的敏锐触觉，她马上向他要来了译稿。当时书还没有译完，她邀请著名翻译家沈正邦一起审读，惊喜地发现此书译文贴合原文，不仅具有丰富的文献价值，故事性也非常强，便努力促成了这次合作。“这本书反映了岭南‘西风东渐’时期的历史，很适合放在《岭南文库》里。我们之前就出了类似题材的《博济医院百年》《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等。”
“这本书前后翻译了两年，有很多的交锋。”杨智文介绍，该书为三人合译，他本人拥有历史学的学术背景，陈安薇是医学专家，黄勇则是文史专家，在翻译工作中各司其职。三位译者经常聚在一栋位于荔湾的小楼里商量译稿的细节，其中有一首诗歌的翻译在定稿前仍引起了热烈讨论。
在杨智文看来，虽然原著只有一百多页，但这次的翻译工作并不轻松。“广医三院经历了多次拆建，建筑格局已难以考证，为翻译与注释工作增加了许多困扰。”后来，陈安薇带着杨智文重走了一遍广医三院，才让他对原来的建筑格局有了初步了解。
对于一本书来说，不甚起眼的注释工作往往考验着编辑、翻译团队的用心程度。“富马利写作时多用威妥玛拼音标示，较难判断这些拼音真正对应的中文名称。”《富马利中国见闻录》责任编辑易建鹏介绍，该书涉及大量地名、人名等专有名词，如How先生，因缺乏其他资料佐证，最终都未翻译成中文。“书里有个Chin-kiang的表述，我们查阅清末民初出版的世界地图加以核对，才确定是江苏‘镇江’。”
“这本书的注释可以反映出译者和编辑的学术水平，他们找到了许多相互佐证的文献史料，不仅有考证，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夏素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