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戈
最早听到包拯的故事，是我在上“提前班”的时候。所谓“提前班”，是家乡宁夏为了解决幼儿园资源极度匮乏而给准小学生们开设的预科班。有天来了位姓岳的老教师给我们代课。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他的课上会讲故事。第一个讲的就是《乌盆记》。儿时的印象难得清晰，只记得我听故事时紧张极了，觉得一个盆子会说话非常吓人。
再长大些，有了随姥爷去庙会看秦腔戏的机会。姥爷是个忠实的戏迷，在散场回家的路上，他沉浸在一种极深的情绪里，神游物外般走着。我那“十万个为什么”的好奇心忽然发作，问他看的究竟是什么戏，讲了个什么故事。姥爷沉重而简约地回答：铡美案，包拯把陈世美铡了。
2009年，我携笔从戎，被分配在了广东省肇庆市端州。次年，父母来探望，我因工作繁重的训练、执勤任务，无法相陪，索性鼓励他们自己四下转转。有天父亲打电话说，今天去了包公祠，又说，没想到包公在这里当过官。
心头就忽然生出一种新异的感觉——有点兴奋，有点惊喜，还有点荣幸。真没想到这样一个历史名人的步履与我所战斗生活的土地隔着千年相重叠。几年后，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听到了关于包拯与肇庆最有名的“岁满不持一砚归”的故事。朋友极懂端砚，且擅长书法。有一次我们去西江边散心，他指着河中心的砚洲岛说，当年包公不知随从私自收了端砚，结果离任时船行至此就遭遇恶浪滔天，他知晓了来由后果断把砚台扔进水里，一时风平浪静。水里的砚台后来就变成了这江心岛，包裹砚台的布漂到了更下游，变成了沙铺镇的黄布沙。
我觉得这位朋友对端砚的推崇近于痴了。在他口中，端砚是最值得文人稀罕和收藏的宝贝，不仅好用，升值空间亦巨大。
无论如何，一块巴掌大的砚台也变不成一个岛屿，一块布也变不成一片沙滩。但到底是怎样的一方水土养育了这样一位名垂千古的伟人？带着疑问和敬意，我去了一趟包公故里——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
参观包公故里文化园，一个个更为清晰的包拯形象扑面而来。原来他并非是个大黑脸——根据珍藏在故宫博物院南薰殿内的包拯画像看，他面目清秀，肤色如常。他也并非弃儿由嫂嫂养大。相反，他的父亲包令仪为他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还有一个令人印象相当深刻的点，就是因为要奉养双亲，他先是请求任职地离家近些，后来干脆辞官十年。是怎样的一个人，能放弃唾手可得的权力，转而选择在家侍奉父母，只为共数晨夕呢？答案不得而知。但我可以判定的是，他是个意志特别坚定，俗话说很倔犟的人，一旦做了决定，便雷打不动。我在想，这十年间他是否有改弦更张的打算——当听到同届科考的伙伴们如今高升，面对乡邻的困惑不解时，兼济天下、宏图大展的愿望一定会有快按捺不住了的时候吧？所谓世态炎凉，居家的十年，炎是一定体会不到吧？也许一直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安慰着他，支持着他，鼓励着他。这个声音也许来自于他所读的书，来自于别人身上发生的事，使他形成了独有的认知和判断，因此笃定、果断和决绝。同样因为这份异乎寻常的果决，当他重返官场时，出手不凡、一鸣惊人。
史料考据，包拯的官场生涯仅二十多年，但任职经历却颇为丰富，无论在哪个岗位，都做得有声有色。但清廉为本、正直为人的另一面是欧阳修所评价的“拯性好刚，天资峭直”，意思是脾气太硬，性格天生难以接近。小时候砸过缸的历史名人司马光曾是包拯的下属，他在《涑水纪闻》中写道：“拯为长吏，僚佐有所关白，喜面折辱人，然其所言若中于理，亦幡然从之。”意思是包拯是个挺凶的领导，下属说得不对，他丝毫不给人留情面，当时就狠狠批评，骂个狗血淋头。但一旦发现自己骂错了，又能主动向别人承认错误，可见虽然性情刚直，但是不刚愎；批评人，也自我批评。他的性格强硬也体现在另一件法不容情的事上。另有一记载：“包希仁知庐州，庐州即乡里也，亲旧多乘势扰官府。有从舅犯法，希仁戮之，自是亲旧皆屏息。”包拯在老家做知府，亲戚朋友都以为有了靠山，包拯见状判处一个犯了重罪的舅舅死刑，从此以后，那些故友亲朋都老老实实做起了守法良民。
这样的性格当然称不上完美，客观地说，是有较为明显缺陷的。所谓“正不容邪，邪亦妒正”，估计包拯没少成为政敌攻讦的靶子。他曾不止一次向仁宗皇帝请求外任。朝臣们在政治失意、君臣失谐时，离京外任是缓解的一种协调手段，他当时的境遇略见一斑。
这个时代，越来越发达的侦破技术令许多案件沉冤得雪，《乌盆记》那样冤魂附着在器物上的艺术想象已然过时，姥爷在去年夏天也已溘然长逝，他曾醉心的戏里“包公”，是他这样一辈子无官无职、勤恳劳作的人心中所信奉的神明。但与其说是神明，不如说包拯在他们心里是一把亘古不变的标尺——代表着公平正义。
如今的我们，不再以为电视剧里不时跳将出来的刺客是最凶恶之徒，反而相信包拯在面对社会征候时的抉择更需要勇气。
结束了两天匆匆的打卡之旅，收获混合着回忆搅动着我的思绪。每个人的面前都有无数的选择，世界也因此多义、多元和多彩。包拯以他的果决，成就了自己，也拯救和帮助了许多人，因此青史留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示范，值得今人效法。
（本文作者为广东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