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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东江
宋朝元宵民俗中还有颇为有趣的一个：扫街。
此之“扫街”，与打扫大街搞清洁没有任何干系，用周密《武林旧事》“元夕”条的说法：“至夜阑则有持小灯照路拾遗者，谓之‘扫街’。”热闹完了，来捡漏，看看有没有狂欢之后游人落在地上的好东西。这个“扫”字非常形象，表明看得仔细，有涓滴不遗的意味。功夫不负有心人，“遗钿堕珥，往往得之”。《梦粱录》说得恐怕夸张了，斯时“公子王孙，五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犹未已。甚至饮酒醺醺，倩人扶着”，至于“堕翠遗簪，难以枚举”。
周密说，这种扫街民俗“亦东都遗风也”。遗憾的是，如鲍老一样，以追述汴京城市风俗人情的《东京梦华录》，没有对此种遗风落笔。《西湖游览志馀》“熙朝乐事”条引刘邦彦《上元五夜观灯》诗，有“归迟不属金吾禁，争觅遗簪与坠钿”句，似乎明朝元宵仍存扫街一景。“行漏不能分昼夜，游人无复辨西东”（晏殊句），当此热闹非凡之际，“堕珥遗簪”是非常可能的，甚至带有必然性的一面。
从可能性来看，唐朝开始，上元就已是“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苏味道句）的狂欢节了。到宋朝，元宵节假期从三天调整为五天，更是“优俳戏剧尽堪乐，游人士女如堵墙”（佘安行句）。《芦浦笔记》收录关于上元的十五首《鹧鸪天》词，刘昌诗以为“备述宣（和）政（和）之盛，非想象者所能道，当与《（东京）梦华录》并行也”。其中第十首云：“风约微云不放阴，满天星点缀明金。烛龙衔耀烘残雪，羯鼓催花发上林。河影转漏声沈，缕衣罗薄暮云深。更期明夜相逢处，还尽今宵未足心。”第十一首云：“五日都无一日阴，往来车马闹如林。葆真行到烛初上，丰乐游归夜已深。人未散月将沈，更期明夜到而今。归来尚向灯前说，犹恨追游不称心。”第十三首云：“忆得当年全盛时，人情物态自熙熙。家家帘幕人归晚，处处楼台月上迟。花市里使人迷，州东无暇看州西。都人只到收灯夜，已向樽前约上池。”参与人数之众，流连忘返之态，意犹未尽之兴，跃然纸上。
有街可扫，关键更在于假期那几天，女子皆盛装出游。《东京梦华录》云：“市人卖玉梅、夜蛾、蜂儿、雪柳、菩提叶、科头圆子、拍头焦半……”《宣和遗事》云，宣和六年（1124）正月十四日夜，“京师民有似云浪，尽头上戴着玉梅、雪柳、闹蛾儿，直到鳌山下看灯”。《武林旧事》云：“元夕节物，妇人皆戴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菩提叶、灯球、销金合、蝉貂袖、项帕，而衣多尚白，盖月下所宜也。”用辛弃疾词一言以蔽之：“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不过，珠翠可能算是比较贵重的妆饰品，闹蛾、玉梅、雪柳、菩提叶之类，大抵是由丝绸或纸剪成的象形之物。就像如今兔年到了，不少市民在游玩时都买个兔耳朵一类的装饰戴在头上以应节差不多。
凡此种种，“拾遗”就有了逻辑前提。从文献记载来看，对翠、簪之类，有人不满足于拾，而动手去抢。《东京梦华录》云：“西朵楼下，开封尹弹压，幕次罗列罪人满前，时复决遣，以警愚民。楼上时传口敕，特令放罪。”《武林旧事》道得详细：“京尹幕次，例占市西坊繁闹之地，蕡烛籸盆，照耀如昼。其前列荷校囚数人，大书犯由，云：‘某人，为不合抢扑钗环、挨搪妇女。’”抢扑钗环、挨搪妇女，即抢夺首饰、调戏妇女。狂欢夜有此插曲，目的“姑借此以警奸民”，所以，“三狱亦张灯，建净狱道场，多装狱户故事及陈列狱具”。借现成案例，以灯饰、图像来对潜在的不法分子发出警示与威慑，形同现在的普法教育了。
在所有节日中，宋朝上元夜也许是最热闹的。而其乐融融中，也有人保持着清醒头脑。《曲洧旧闻》云，“真宗皇帝因元夕御楼观灯，见都人熙熙”，举酒对重臣们高兴地说：“祖宗创业艰难，朕今获睹太平，与卿等同庆。”大家称贺，“皆饮釂”，唯独李沆“终觞不怿”。次日王旦问他怎么回事：“上昨日宣劝，欢甚，公不肯少有将顺，何也？”李沆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太平’二字，尝恐谀佞之臣，以之藉口干进，今人主自用此夸耀臣下，则忠鲠何由以进。既谓‘太平’，则求祥瑞而封禅之说进，若必为之，则耗帑藏而轻民力，万而有一，患生意表，则何以支梧。”果然，“其后，四方奏祥瑞无虚日，东封西祀，讲求典礼，纷然不可遏”。王旦追思其言，赞叹李沆“真圣人也”之余，求其画像，“置于书室中而日拜之”。忽然想到，辛稼轩之“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又何妨不可以理解成李沆这种心态的写照？
“堕珥遗簪想无限，华胥犹见梦回人。”苏轼此句用了《史记》典故，又遥想起唐玄宗幸华清池，杨国忠姊妹五家扈从的情形。《旧唐书·中宗本纪》载，景龙四年（710）上元夜，“帝与皇后微行观灯，因幸中书令萧至忠之第。是夜，放宫女数千人看灯，因此多有亡逸者”。如果说，堕珥遗簪属于无心之失，那么，诸多宫女借机逃逸就属于有心之举。何以至此？这也是狂欢之际值得思索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