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力推动城乡融合，打造区域协调的广州样板。图为白云区人和镇清河村市级乡村振兴示范点“人和园”项目航拍图。 资料图片
繁华街市、和美乡村，是广州城市风貌的亮丽底色。
7434平方公里土地，11个区、177个镇（街）、2822个行政村（社区），是广州这座超大城市的基本盘。
去年初，广东推动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是新时代新征程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头号工程。
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崔颂东表示，一年来，广州把“百千万工程”作为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总抓手，作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广州路径的政治责任，吹响“二次创业”再出发的号角。
在广州，山、水、城、田、湖、海等多种地形地貌兼备，部分偏远乡村的发展成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难点，也是“百千万工程”的痛点。在全省城乡融合、区域协调上打造广州样板，广州应如何将城乡发展的“短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潜力板”？
近日，由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暨南大学、南方日报社主办，广州市乡村振兴研究会、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城市观察》杂志社、广州市舆情大数据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第58期“广州新观察”学术圆桌会议召开，邀请政、企、学、研各界专家学者，以“广州建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为主题，分析广州建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策略与展望。
●南方日报记者 王一晴
问题导向，应对风险
作为省会城市、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以及国家中心城市，广州锚定“排头兵、领头羊、火车头”标高追求，对照省委的“1310”具体部署，形成了“1312”思路举措，明确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强区促镇带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大力发展都市现代农业，扎实做好对口帮扶协作，促进高水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关键的是要认清其中存在的“不确定性风险”。
在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文军看来，从流动性的角度，城市与乡村没有明确界限，是高度流动的，城乡融合发展也因其高度的流动性而充斥着大量“不确定性风险”。无论是宏观层面的城乡治理体系，还是微观层面的民众价值认知和心理情感因素等，都处在持续的波动变化之中。
基于此，文军从“主体、空间、要素、治理”四个层面剖析了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风险。他指出，在主体层面，城乡民众分化与行动冲突主要体现城乡多元主体在价值、情感以及认知方面存在差异，同时，在城乡融合发展中主体存在需求与利益分化，也导致了行动整合的困境。在空间层面，生产、生活、生态的实体空间不协调加剧了城乡差异的产生，而数字空间的两面性也影响着城乡融合的整体效能。要素方面，部分要素投入不足，拉低流动速率；要素聚集效应不显著，弱化流动力量；要素流动效率低，滞缓融合进程。在治理层面，则存在着城乡流动加速与脱嵌的风险。
面对这四方面的不确定性风险，在城乡融合的进程中该如何应对？
文军指出，首先要强化共同意识，加强城乡集体行动。其次，要重构空间秩序，打造多维互动场域，在打造共生的城乡布局的同时，要畅通城乡数字平台。此外，要协调要素流动，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完善治理结构，建构城乡协同体系。
“广州具有世界一流的抗风险能力。”文军说，因此，更需要充分利用已有的体制优势、技术人才优势、理念思想优势，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向着更高水平和更好质量迈进，贡献全国城乡融合发展典范的“广州智慧”。
博采众长，为己所用
广州市委提出，要组织学习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下称“千万工程”）经验做法，推进实施“百千万工程”。
在浙江，自2003年启动“千万工程”，20年来已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了万千农民群众，探索出一条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科学路径。
浙江的做法是怎样的？对广州而言，哪些可以为己所用？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徐旭初分享了“浙江经验”。
徐旭初表示，“千万工程”的实质是乡村建设，它改变了“三农”工作主要是抓生产发展的旧习惯，而是把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让广大农民过上富裕幸福生活作为“三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千万工程”成为造福亿万农民的民生工程。
因此，“千万工程”的关键是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以及城乡融合发展、产业融合发展。
通过一系列持之以恒的举措，“千万工程”触及了乡村发展的各方各面，深刻地改变了乡村的发展理念、营商环境、产业结构、公共服务、治理方式以及城乡关系，从而实现了一条美丽乡村、共富乡村、人文乡村、善治乡村、数字乡村“五村联建”的一体设计、一并推进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径。
目光回到广州，从“千万工程”中汲取经验与灵感，“百千万工程”正在这片岭南大地如火如荼地推进。聚焦位于广州东部的增城区，这里有城有乡、有工有农，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空间广阔，是全国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广州市增城区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成员王长春表示，增城区正在以“强区促镇带村”为发展策略，从区、镇、村三级发力，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以东部中心为主抓手，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壮大；谋划“一镇一策”，推动镇街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新塘镇、石滩镇、中新镇入选2023年全国千强镇；利用村的资源，全面推动乡村振兴。
在具体的实践层面，王长春介绍，增城主要从抓人口流动、抓土地入市、抓农权担保、抓城中村改造、抓城乡平台、抓科技成果转化六个方面，保证“百千万工程”的顺利实施。在这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增城区逐渐总结出了自身的经验，王长春说，首先要推动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既要“富脑袋”，也要“富口袋”；同时，要抓好农村农用地、宅基地、留用地“三块地”改革，此外，要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促进产业能级提升，培育现代农业产业集群。
要素流动，城乡并进
“广东的城乡融合演变有三个阶段——城乡混杂、城乡分野、城乡融合。”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院长邱衍庆指出，当下广东已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城乡融合发展成为急需关注的话题。
“实现城乡融合，需要兼顾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这两大战略，既要在城市强调市民化，也要在乡村关注农业农村现代化。”邱衍庆表示，对广东而言，乡镇在城乡融合中的作用非常明显，它是连接城市与农村的节点和纽带，发挥着动机、联结点和宜居地的作用。
为此，邱衍庆提出了重塑乡村价值的路径，他指出，首先要识别乡村的资源与空间、涵养与生态、生产与经济、历史与文化、保障与社会价值，继而通过优化空间布局，多元赋能产业发展，完善镇村治理、助推农村改革等途径，实现乡村价值的激活，最后从三生空间优化、镇域经济发展、镇村美丽宜居、乡村全面振兴四个方面，实现乡村的价值重塑。除了价值提升，还要从要素流动、资产盘活、机制传导、空间数字化等方面走出“具有广东特色的镇村空间治理道路”。
“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问题是要素配置，这个问题也是以优势互补为核心的结对帮扶所要解决的最关键问题。”广东省乡村振兴智库联合会会长、广州市乡村振兴研究会会长、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教授谢治菊从结对帮扶的角度切入，分析了这种形式对于城乡融合发展起到的作用。
谢治菊说，结对帮扶可以实现依附并超越科层制，因为其具有政治基础，有党政统合型的组织结构；其次，结对帮扶具有经济基础，有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作为支撑；同时，还有社会基础，具有广泛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共识。因此，结对帮扶是多元主体以一一对应的“结对子”结构关系为载体，定向开展帮扶和协作的模式，逐渐成为了实现城乡之间均衡发展的现代化治理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