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灶间陪母亲煮粥，见母亲在续柴时，总是把小块小块的劈柴或小把的柴草放到灶膛里，灶下的火焰总是小小的，火苗不紧不慢地舔着锅底，像老牛反刍般从容。她一边看火，一边缝补衣衫，偶尔起身搅动锅里的稀粥。那粥便在这不紧不慢的火候里渐渐稠了，米粒绽开成朵朵白花，香气从锅盖边缘飘逸而出，先在厨房里徘徊，继而弥漫整个院落，最后竟攀上屋檐，与暮色融为一体。问母亲，为什么不往灶膛里放更多的劈柴，把火烧大，这样，饭不仅开得快，煮饭还省时间呢？母亲笑着说：“大火煮出的米粥容易夹生，看似开得快，其实里面的米还不到七八成熟。文火煮饭才慢慢香啊。”
母亲这般煮饭的法子，在乡间唤作“文火”。文火者，不疾不徐，不猛不烈，细水长流却绵绵不绝。少年时不解其妙，总嫌火小煮饭慢，常偷偷添柴，反被母亲斥责。后来方知，急火烧粥，外糊里生；大火蒸饭，上湿下焦。唯有文火，能使米与水在“相濡以沫”中彼此成全，终至水米交融，芳香四溢。
据朋友介绍，慢火熬煮的道理，在江南的酱园里也能寻见。老师傅做豆瓣酱，总把蚕豆铺在竹匾上晾够九九八十一天。梅雨季要防霉，三伏天要翻晒，那酱缸摆在檐下，经年的日精月华都沉淀在暗红的酱色里。而快销食品厂的流水线，三小时就能产出同样重量的酱料，只是少了光阴的滋味，在舌尖打个转便消散了。他还说，江南有种炖汤的法子叫“焐”，即将陶钵置于余烬中，经夜不熄不灭。清早启封时，骨肉早已化作琼浆，连最倔强的筋络都成了柔滑的胶质。他说，最妙的是茶园里的炒茶师傅。他们手掌在铁锅里翻动青叶，温度全凭经验掌控。太快则涩，太慢则疲，必须不疾不徐地让叶片在热度里舒展又蜷曲。机器炒制的茶品相整齐，却永远复制不出那缕带着手温的兰花香。这倒像极了人生——有些成长必须交给时间看管，有些蜕变急不得分毫。
文火最忌的是间断。幼时见母亲续柴，总在火将熄未熄时添入新薪。她说火种若断，再燃便是冷灶重开，前功尽弃。这道理在敦煌壁画上看得分明——画工们用矿物颜料层层罩染，每遍需待前色干透。千年后的今天，那些朱砂依然鲜艳如血，而现代人用化学颜料快速涂就的作品，三五年便黯淡了颜色。
文火之道，首在耐得寂寞。齐白石衰年变法，八十犹思创新，日日伏案，竟将砚台磨穿；王羲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方成“天下第一行书”。这些成就，都不是烟花般刹那绚烂，而是如文火煮粥，在无数个平淡晨昏里慢慢熬出来的香气。今人只见大家挥毫泼墨的潇洒，哪知背后三十年枯坐的冷清？正如母亲煮饭时，旁人只道饭香扑鼻，却不见她守着灶台，任时光从指缝流走的耐心。
文火之妙，又在把握火候。火太小则饭不熟，火太大则饭易焦。曾国藩带兵，讲究“结硬寨，打呆仗”，看似笨拙，实是深谙文武之道；陶渊明种豆，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在缓慢中得见真趣。这些智者皆知，所谓坚持，不是一味蛮干，而是如调节灶火般，懂得何时该进，何时该退。母亲煮饭时，总要根据锅中声响调整柴火，这何尝不是一种生活的智慧？
著书也是如此。我认识一位编纂地方志的老先生，案头堆着泛黄的采访本。为考证一座明代石桥的来历，他走访了七个村落，在八旬老人的记忆里打捞零星的线索。出版社催过多次，他总说“还差一场冬雪没写进去”。后来市场流行起“快速出书”的法子，年轻人用AI搜集资料，三日便能攒出一本地方风物志。只是翻开来，连墨香都透着股急躁。
人生诸事，又何尝不是如此？今人做事，多似烈火烹油，恨不能立竿见影。学生求速成，商人谋暴利，匠人赶工期，皆是一副心急火燎的模样。这般情状，恰如我少时偷添柴火的愚行，徒见火焰高涨的虚华，未得滋味醇厚的真谛。观那古树生长，一年不过添得一圈年轮；看江水东流，昼夜不舍却未见其疾。天地化育万物，从来是从容不迫的。
而今电气炊具普及，文火煮饭已成往事。但那些在灶台前度过的黄昏，却教会我比课本更深的道理。看城市里车水马龙，人人行色匆匆，快餐文化大行其道，便想起母亲那锅慢火熬煮的稀饭。其实读书如煮饭，须一字一句咀嚼；做事如熬粥，要一步一印踏实；做人如炊米，待水到渠成时自有清香。
深秋回乡，见老屋灶台已落满灰尘。但恍惚间，又闻见那记忆里的饭香——那是文火熬煮的香气，是岁月沉淀的味道，更是一种不紧不慢的人生至味。米粒在沸水中翻滚舒展的过程，恰似生命在时光里慢慢绽放的模样。急什么呢？母亲的话犹在耳边：火候到了，饭自然就香了。 文/孙成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