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勇
刘秉忠诗歌里隐藏的故居信息
刘秉忠在漠北幕府时期回邢期间创作的诗歌，在《藏春集》和《永乐大典》中有不同的版本。以上前三首录自《藏春集》，后一首录自《永乐大典》。
综合这四首诗来看，刘秉忠在归乡后的第一站似即为邢州城，如“十年朔漠到乡城”“一城和气暖朱颜”“二年又不到襄城”等均说明了这一点。其丁未年回乡目的为丧父，回乡后当直奔主题，而不应先进行任何应酬活动，即使诗歌把重点放在抒发游子归乡的亲切感和物换星移的隔世感，并未记述任何有关丧葬的信息，但刘秉忠应第一时间出现在丧葬地点是不言而喻的。
之所以先进邢州城，可以解释为此时刘秉忠的家庭居于城内，停丧地点就在城中，但这样一来就和《刘秉忠行状》言其父刘润“年甫六旬，村居不仕”的记载形成了矛盾之处。这个情况可解释为，随着刘秉忠成为中枢显贵，邢州的地方官出于示好的目的，为刘润乃至刘氏一族置宅于城中，从而变乡居为城居。
“坊巷半居乡外人”一句，表明刘秉忠对于离乡之前的邢州城非常熟悉，否则便不会对眼前这些陌生的“乡外人”如此敏感。但这种对于邢州城的熟悉，应考虑到刘秉忠曾长期在邢州城求学，以及都元帅府和节度使府的经历，并不能和城内定居产生必然联系。
这需要结合另一句“精舍东边存旧宅，眼前浑不识比邻”来看。此处既云“旧宅”，则必为离乡前一个相当长时间内的居所，考虑到刘秉忠在天宁寺僧时期外居的可能性很小，“丁未还乡”又为天宁寺僧之后第一次归乡，则此处“旧宅”必为天宁寺僧之前所建或者是所有，这个时间也必在“武安山居”状态之前，进一步推测，这个“旧宅”和刘润、刘氏一族在城中的居址是没有关系的。
鉴于刘秉忠鲜明的佛学知识背景，“精舍”出现在他的诗歌中当指“寺院”。综合明、清方志可知，金、元之际以及元早期，邢州城内只有开元寺、天宁寺两所寺院，而开元寺紧邻城墙的位置决定了它的东侧是不大可能有居住空间的，因此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刘秉忠在“武安山居”之前，也就是求学和元帅府、节度使府令史时期中的一段相当长时间内，是居于邢州城中的，故宅当在天宁寺东侧。这显然也应视作“刘秉忠故居”的范畴。
在1259年漠南幕府时期，刘秉忠回邢是随征途中短暂停留。有关情况无史料可据，但考虑到刘秉忠和忽必烈的关系，以及他的僧人身份，是应随忽必烈居于开元寺，或者邢州衙署内。当然，这就不属于“故居”的范畴了。
贾村刘秉忠家族墓地
与刘秉忠有直接关系而位于邢台的文化遗存，已知有贾村刘秉忠家族墓地和三文贞公祠，其中后者原址已不存在，前者位置明确，在信都区钢铁路街道办事处贾村社区西1公里处。
要探讨刘秉忠故居，需要将这两者也考虑进去。先说前者。一般来说，家族墓地不会远离这个家族的居住地。既然刘秉忠家族墓地在贾村，那么贾村和刘秉忠故居之间有无联系，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刘秉忠家族墓地在贾村，这在《刘秉忠行状》，以及王磐《故光禄大夫太保赠太傅仪同三司文贞刘公神道碑铭并序》（简称《刘秉忠神道碑》）、徒单公履《故光禄大夫太保刘公墓志铭》（简称《刘秉忠墓志铭》）三篇文献中均有反映，文意并无不同，如《刘秉忠神道碑》言：“公持服营葬事，起坟于贾村，葬其祖父母、父母”，这就是说，刘秉忠在葬父的同时，也将祖父母和母亲一并迁葬于贾村。
需要指出的是，刘秉忠先祖为外乡人，“世居瑞州之刘李村”，即今辽宁省绥中县一带。至刘秉忠时，定居邢台才历祖、父两代人。因此，在刘秉忠合葬祖父母、父母之前，是不存在贾村祖茔的，自此时起，才有了贾村刘秉忠家族墓地一说。如果说贾村为刘秉忠家族居所，则不致于此时再迁葬于此。
贾村墓地的选址，是由于刘秉忠精于算学，出于堪舆家的眼光而卜地起坟，距离东、西静庵村有10余公里，距离邢州城有6公里余。《刘友直墓志》言此处为“城西七里河北、书案冈下”，恰是“枕山抱水”的格局。
三文贞公祠
再说“三文贞公祠”。“三文贞公祠”为明、清时顺德府城内的一处纪念堂建筑，合祀三位谥“文贞”的邢台先贤：魏征、宋璟、刘秉忠，这处祠庙原址现今不存。“三文贞公祠”的前身为“秉忠刘文贞公祠”，单祀刘秉忠，明万历初年顺德知府王守诚重修后，改为合祀“三文贞公”之处。
那么“秉忠刘文贞公祠”与刘秉忠故居有无关系，是否为其“精舍之东”的“旧宅”所改建呢？从位置上讲，这座祠庙原在“府治东”，这与“精舍之东”的刘秉忠故居显然并非一个点位。张士观《常山王元太保刘文贞公庙记》并未讲此“秉忠刘文贞公祠”为原址改建，而是说“宜建祠于邢，致岁时蒸尝之敬，慰邦人向往之诚”，表明建设“秉忠刘文贞公祠”首要条件在于位置的显赫，而并不强调其人的生活原址。因此，“三文贞公祠”也不能说是刘秉忠故居之所。
刘秉忠在邢台有两处故居
以上在对刘秉忠一生尤其是在邢期间的行止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主要借助刘秉忠个人文集，以及当时人撰写的行状、神道碑、墓志等与刘秉忠相关的第一手资料，对于刘秉忠的在邢期间的两处故居作了初步推断，得出东、西静庵村和天宁寺东侧两个点位。但要想进一步定位，则面临着文献不足、故迹不存的难题。然而，名人故居对于发展文旅事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