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林 刁新利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华北抗日指挥中枢、八路军总部移师冀西太行深山，这里留下了诸多八路军高级将领战斗、生活过的足迹。
灵霄山，海拔约1100米，山峰陡峭，沟壑纵横，易守难攻，东汉末年曾是黄巾起义首领张角扎寨的大本营，黄岔村是坐落在灵霄山主峰北坡最高处的古老村落。
黄岔村当年曾是内丘县抗日政府所在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晋察冀边区政府杨秀峰主席等，在此工作生活过。我的父亲刘振邦，时任内丘县抗日政府县长，也驻扎在这里。近几年黄岔村被当地政府列为红色旅游区，修缮了进村公路，一到夏天，游客络绎不绝，这里便成了旅游观光的红色打卡地。今年夏天，我们夫妻再次一起进山，对映入眼帘的石屋、树木、山峰、溪流都倍感亲切，这种感情源于父辈一生与太行山区的深情。夜宿黄岔，触景生情，不禁唤起我们对父亲刘振邦的回忆和思念。
我的父亲刘振邦，1903年生于任县刘家屯村一个农民家庭。成年的父亲身材高大魁梧，靠种地和淋制硝盐度日，在刘文忠（刘子厚）介绍下，同刘振河、刘振华两个哥哥于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负责尧山、隆平、内丘一带党组织发展建设工作。1935年在中共直南特委领导下，刘氏三兄弟与刘子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马国瑞（后任中纪委书记）等，一起参加组织了冀南革命武装暴动。刘子厚与父亲同村同族，他们所在的任县刘家屯，自然便成了武装暴动的策源地。他们先是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组织盐民抵制苛捐杂税，夺取警局、收取地主豪绅的枪支。后扩建为由刘子厚任师长的“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对欺压百姓的盐巡、警局、保安团开展武装斗争。发动群众组织“布袋队”，掀起“分粮吃大户”运动，波及内丘、隆平、尧山、巨鹿、任县、广宗等十多个县，使地主土豪闻风丧胆，纷纷向游击队示好，献粮献枪。游击队的壮大，扩大了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对国民党统治当局引起了极大震动，蒋介石急调宋哲元的29军、商震的32军、冯占海的63军出重兵对我游击队进行残酷镇压和围剿。历时一年的冀南革命暴动惨遭失败，成百上千的游击队员被捕被杀，内丘四个城门上都挂着我党被杀同志的头颅。反动当局抄了父亲的家，用100块大洋对父亲悬赏通缉。在白色恐怖阴霾笼罩下，为避敌锋芒，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中共北方局做出“就地插枪、分散、隐蔽”的指示，游击队掩埋枪支，化整为零。1935年腊月二十六日，趁着夜色，父亲把刘子厚等最后一批同志送往铁路西山区，绕道去了武安的隐蔽基地，第二天任县四十多个村庄就遭到了敌黄光华师的大包围、大搜捕、大屠杀。游击队骨干转移后，父亲跟他哥哥刘振河潜入太行山，在群众掩护下，辗转到了山西和顺。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他们组建了和顺抗日游击大队，八路军总部进驻太行山，这支队伍被编入刘伯承、邓小平的129师东进纵队，为开辟冀西抗日根据地作出贡献。
抗日战争最残酷的那几年，日寇在平汉铁路沿线修建了密集的炮楼和碉堡，妄图用“铁壁合围”的战术将八路军主力封死在太行山区。时任内丘抗日县长的父亲为打开局面，积极发展党组织，深入群众做工作，特别是对炮楼内敌情做到了如指掌。父亲后来回忆说：“他们控制炮楼，我们就控制他们的家，利用敌亲属策反了炮楼内的伪军。遇八路军夜间有过路任务，双方用暗号互喊两嗓子，心照不宣各不相扰，通过对汉奸的严惩打击震慑，悄悄地把日寇设立的维持会长、伪村长和伪保长全部都变成了我们控制的自己人，日本鬼子的封锁变成了摆设。”这样，内丘一带的封锁线，在敌人眼皮底下变成了敌后通往根据地的秘密红色通道，大批的粮、棉、布、盐以及印刷设备等军需物资从这里源源不断地送往太行根据地。从敌后去往延安，或从山区派往平原的我党干部，也是由地方抗日武装在这里秘密护送进出往返。内丘县红色秘密通道的开辟，对于华北抗日工作整体部署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为此，父亲被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誉为抗日模范县长，杨秀峰主席在内丘检查工作时，对父亲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父亲先后任内丘抗日县政府县长、冀西工作团总支书记、太行一分区组织部部长、一分区专署专员等职。
在长期艰苦的对敌斗争中，父亲几乎走遍了邢西太行山区的村村落落，与山区民众结下了深厚友谊。解放初期，他任太行一分区专署专员，大力推广植树造林、养蜂养畜等适合山区特点经济项目的做法，受到边区政府领导表扬。在父亲眼里，山区绿化是改变经济面貌的重中之重，因此为我取名叫“刘缺林”（入伍后我才改名刘林）。
1958年，政府从临城、隆尧、柏乡三县抽调了3万名民工，历时两年建成了临城西竖水库（今岐山湖）。兼任水库建设指挥长的父亲怀着对山区建设的美好愿景，在这里留下了辛勤工作的汗水，留下了人生足迹，留下了“三万英俊锁泜蛟”的题词碑刻。邯邢行政区分开时，他任邢台地委书记、副专员，后任河北省监察委驻邢监察组长。
1965年父亲离职休养，他谢绝组织为他安排的北戴河疗养机会，收拾行装住进了深山将军墓村。他不图享乐，一门心思地想着如何在有生之年为山区做些有益的事情，用以回报山区人民对自己多年的护佑养育之恩。一年时间，他与村民同吃同住，共同规划，带领村民绿化荒山6000亩，种植洋槐100多万株，细算经济账，相当于每户村民持有一本“太行绿色存折”，使该村告别了吃国家返销粮历史。
父亲生活节俭，一生烟、酒、茶不沾，一日三餐，家常便饭。有一年，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同志因公来邢台，顺便去家中探望他，也只是在家吃顿充满老家味道的杂面而已。
父亲坚持原则，公私分明。我弟弟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儿，对象是市委领导的女儿，结婚时，弟弟提出让地委派一辆小车用于接亲，换来的却是父亲一句严厉的训斥“地委的车是你坐的？！”最终，弟弟骑28大杠加重自行车把新娘接回了家。
父亲清心寡欲，离休后除打理院里的小菜园外，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家里除简单的普通家具外，也没有任何多余的摆设。
1982年9月7日父亲病逝，秦基伟、高扬等老战友为他送了花圈。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的高扬专程来到邢台，对家人进行了慰问。按父亲生前“丧事从简，骨灰撒太行”的遗愿，他的骨灰最终安放在了太行山区张果老山公墓。
“生前一心向党，死后魂归太行”。在我们后人眼里，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宽广的胸怀，早已化作雄伟广袤的太行山川，与世长存！
（作者刘林系刘振邦女儿、刁新利系刘振邦女婿，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