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的创立者李渊
无论是《旧唐书》还是《新唐书》，第一个讲到的都是李渊，因为他是唐朝的开国皇帝，没有他，便没有大唐近300年的江山。李渊和隋炀帝杨广是两姨弟兄，而被委以重任，握有重兵，镇守战略要地太原。李渊看到隋炀帝胡作非为，江山长不了，早有反隋取代之心，他极力网罗人才。后李渊不断遭到隋炀帝的猜疑和指责而起兵反隋，并杀掉隋炀帝派往太原监督李渊的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唐初历史的原始资料是温大雅记录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唐初宫廷日记简称《起居注》），《起居注》记录的是自隋朝末年李渊起兵反隋至攻占长安、正式称帝为止共三百五十七天的历史，在《起居注》的记载中，李渊是太原起兵的主谋和总指挥，李渊的长子李建成和次子李世民只是配角。李渊一生最大的特点是老谋深算，大智若愚，太原起兵之前，李渊用韬晦之计，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胸无大志、沉湎酒色、胆小怕事之徒。他这样做，不但蒙骗了他的对手、他的表弟隋炀帝，蒙骗了天下人，也蒙骗了他的部下和儿子。只有这样谨慎，才能万全。从《起居注》看出，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头脑是清醒的，战略是正确的。李渊起兵反隋后，以战略眼光处理突厥问题，对突厥妥协而不依附。他起兵不久，攻占了战略要地长安，并制定了先西后东的战略，并利用李密牵制东都洛阳的隋军。他对全国统一战争进行了部署，他轻徭薄赋，重视农业生产，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
史学家对李渊多有非议，最大的非议就是他在太原起兵时，畏缩不前，是他儿子李世民硬把他逼上去的。也就是说，太原起兵全是李世民的功劳，《资治通鉴》就是这样记载的。因李世民在创建大唐中的功劳显赫，其统治时期的“贞观之治”又是我国历史上的辉煌时期。因而历史学家极力歌颂李世民，相比之下，使李渊显得逊色。
史学家记载李渊平庸，这不是真实的李渊。李渊并非平庸者，他箭法精良，其岳父窦毅以射箭比赛选东床快婿，他因箭术精良而被选中，传为历史佳话。追查伪造李渊平庸者，恰恰是他的儿子李世民，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杀兄诛弟，逼父让位，不是光彩的事，明大儒方学儒曾抨击李世民。李世民常把历史作为镜子，考虑后人会把他作为镜子，他想流芳百世，不想遗臭万年，史载：他以权力干扰当时写《起居注》的史学家，篡改玄武门政变的原因，本来原因是他想夺取其兄皇太子之位，却改为兄和弟想谋害他，他被迫发动政变，并说其父平庸，应让位。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李世民在长期征战中，握有重兵，并结交了一批愿效死的文臣武将，王佐之才，逐渐产生了夺取最高权力的欲望。李世民手下人明白，一朝天子一朝臣，如果李建成当上皇帝，没有他们的好果子吃，于是他们极力支持、纵容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杀兄李建成、弟李元吉。李渊只得以李世民为太子，不久让位于李世民。
李世民明白，他的帝位来路不明且十分不易，下决心要干好，在历史上留下好名声，这一点，他做到了。他重用人才，善于识人和用人，极力笼络少数民族首领，重视纳谏，重视农业，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一个黄金时代，出现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史学家称之为“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形成的。唐太宗即位后，十分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隋炀帝败亡的历史教训，他认为若像隋炀帝那样赤裸裸地进行暴力统治，无限制地掠夺财富，必然招致覆亡。因此，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确定了两条政治原则：一是要维持唐朝统治的久远利益，必须改变隋朝那种“竭泽而渔”的统治办法，剥削征敛一定要控制在“人力不竭”的限度之内，这就是唐太宗所说的“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的道理；二是“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以不失时为本”。明确了国以民为本的核心问题，是衣食问题，生产问题。唐太宗采取“去奢少费，轻徭薄赋”“使民衣食有余”的经济政策，正是上述原则的贯彻。唐太宗比较关心民间疾苦，个人生活崇尚节俭，积极推行均田制，与民休息，从而使农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得以维持，农业得以发展，社会稳定。
用什么人协助他统治国家，是唐太宗即位以来经常考虑的问题。他采取“以文治国”的总方针，任人唯贤，不拘一格，起用了一大批精干的官吏，这些官吏有的家境贫寒，有的参加过起义军。如道士出身并参加过农民起义的魏征，原为李建成的谋臣，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唐太宗不计前仇，委以重任，网罗了一大批有才能的朝臣，形成了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马周、李百药、褚遂良组成的“文治”核心，从而保证了“文治”方针的执行。
在贞观年间，魏征等人“直言敢谏”，唐太宗“从谏如流”，成为一代风尚。这是贞观时期文治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他鼓励臣下直言极谏，仅魏征一人就进谏200多条，他向唐太宗提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著名格言，影响极为深远。
唐玄宗的“开元盛世”
唐代最辉煌的时代不是贞观年间，而是唐玄宗的开元年间，把唐代推向辉煌的巅峰，史书称其为“开元盛世”。
唐代大诗人杜甫一生经历了唐朝由盛向衰的过程，他的诗《忆昔》是开元盛世的缩影，其诗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宝。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杜甫的六句诗，可以概括为九个字：人口多，粮食多，坏蛋少。开元盛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社会经济繁荣。古代经济主要指农业而言。自古以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唐玄宗时，全国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因而农业产量大大提高。《全唐文》说：“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家家有不少储粮，够数年食用，国家太仓堆积的粮食已经腐坏。为储存粮食，国家建立了不少粮仓。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口的增长。
其二，文化大发展。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是诗歌的空前繁荣。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固然是诗歌繁荣的重要原因，但唐玄宗喜欢诗爱作诗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全唐诗》收入唐玄宗诗歌60首。更重要的是唐玄宗重用文学家和诗人，以大诗人张说为相。张说是当时文坛领袖。唐玄宗重用文学之士，推动了诗歌的大发展。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唐玄宗喜欢戏曲歌舞，经常组织大型团队演出，唐玄宗是我国梨园春的鼻祖。
其三，民族大融合。任何时代，各民族的融合和大团结是国家走向昌盛的基本保障。唐玄宗时期走向鼎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族大融合。唐代开元年间，各族之间很少有战争，各族之间和睦相处，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原因是唐玄宗推行开放政策。开元年间，都城长安胡风极盛，胡服、胡食、胡舞、胡乐，为广大汉人所喜欢。
其四，中外友好往来的加强。唐玄宗推行开放的政策，外国商人、学者、僧侣、旅行家、官员不断入唐，开元年间，有七十多个国家与唐交流往来。唐设立鸿胪寺负责接见各国使臣和宾客。开元年间，居住在鸿卢寺的外国人达数千人。开元年间，来唐最多的是日本人，他们分几批来，每次来的团队达数百人。唐玄宗时，中国文化传播到国外，最著名的是鉴真和尚东渡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