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城，贬谪途中的短暂停靠
北宋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六月，苏轼58岁，身为礼部尚书的他，面对朝堂上风起云涌的局势，想到了退避。他上书哲宗皇帝赵煦，请求外任越州，“我顷三章乞越州，欲寻万壑看交流”。
他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赵煦，这个在太后羽翼之下压抑过久的青年，一旦主政，便要释放心中的宿怨。他要尝尝一人说了算是个什么滋味，他早已对苏轼的说教，厌倦至极，再说，苏轼这个老学究，曾经那么顽固地抵制新法，又是太后尊崇信任的“红人儿”。理所当然，先从他下手。
对曾为自己老师的苏轼老学士，赵煦不是不愿意外贬，而是不愿意他想去哪儿就让他去哪儿。
数日之后，苏轼被诏告“除知定州”。赴任前，交接期间，接二连三的变故，让苏轼身不可支。先是46岁的妻子王闰之死了，一个月后，可倚重的高后又死了。王闰之的逝去，倾覆了一个温暖的小家，而高后“自垂帘以来，召用名臣，朝廷清明，人以为女中尧舜”，她的辞世，决定了一大批重臣的政治生涯。
金秋十月，苏轼定州上任。在任期间，他整顿官风吏治，垦荒种麦，兴修水利，发展生产，还派人从南方买来稻种，向农民传授种稻技术。但，在定州不到8个月，苏轼接到了二次被贬的诏书。就在他励精图治，极力扭转定州乱象，于定州实施的新政刚刚有些眉目之际，他再一次遭遇弹劾，“坐席未暖，召节已行”“难进易退我不如”。苏轼再一次感到无奈，新的一个贬谪地惠州，南国一个遥远之所。
绍圣五年（公元1098年）闰四月，苏轼启程，从定州赶赴岭南，一路风餐露宿，鞍马劳顿，但这些都不能成为苏轼发现生活之美的障碍。他的乐观与达观，一般人是少有的。路经太行脚下的临城时，连阴几天的天气忽然转晴，他的心情一下子好起来。西望太行，草木葱茏，冈峦俊秀，他忽然想起去年始赴定州时的情景，那时正值万木萧疏，连日大风沙，使那青青如黛、蜿蜒北去的太行，被黄沙无情掩盖，身边景物一片昏黄。
苏轼在心里感叹：这难道是一个祥瑞的征兆吗？像那韩退之从贬所北还，路经衡山，天气由阴转晴，而自己行走至此，天气也倏然转晴，是否自己也会“南迁，必返乎此”。
他触景生情，不禁口占一绝《过太行——临城道中作》，诗中写道：“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应愚谷能留柳，可独衡山解识韩。”
我一个遭贬的人没人愿意看上一眼，只有这千里太行送我到南方赴任。我不会像柳宗元那样长期困在贬所愚谷，而会像韩愈那样很快返回衡山。难道只有衡山了解韩愈，太行山不也同样了解我苏轼吗？
苏轼怀着“莫言西蜀万里，且到南华一游”的自我宽解心情，在临城小住。他游览了普利寺、普利寺塔，驾舟楫环游了泜河风光。入夜，下榻普利寺院，与方丈对灯而坐，谈古论今，彻夜长谈，好不投机！翌日，苏轼谢绝方丈挽留，将手书的《念奴娇·前赤壁赋》赠与方丈，拱手告别。
明朝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临城知县程鹏抟，令石匠在碑阴凿刻了苏轼的《前赤壁赋》全文，立于泜河大堤南端。20世纪90年代，开发崆山白云洞，建立碑林时，那块长、宽1.8米的方形石碑被迁于园中，供人参观。一方记载着苏东坡大学士洋洋文思的石碑，让人时时忆起他在临城短暂停靠的一站，以及他给临城留下的诗文美谈。
后“雪浪石”，来自临城的玲珑奇石
在定州任上，苏轼勤于政事，励精图治，繁忙的公务之余，意外得到了一块能与生命对话的白脉黑石。他情不自禁地惊叹其美，并决心用心守护这美。恰在曲阳又寻得一块汉白玉石，“白石曲阳，为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斋’”，并作《雪浪石诗》《雪浪石铭》。这块石竟然在文坛引起不小的轰动，文人墨客争相赋诗，艺林画师纷纷摹刻，成为宋朝的赏石文化盛事。当时，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等都有诗歌留存，使其有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定州的另一“雪浪石”，曰“后雪浪石”，系石灰岩，又称北太湖石，上有“雪浪”二字篆刻。这块石头，来自临城。
乾隆年间，赵州太守李文耀在临城县衙大门前意外挖掘出来一块奇石，外观玲珑，瘦、露、皱、透，高丈许，且镌刻有篆书“雪浪”二字。李文耀知道乾隆皇帝酷爱古董，尤喜雪浪石，便请直隶总督方观承启奏清高宗，请移置皇苑。乾隆皇帝闻奏果然龙颜大悦，他亲自考证，写出了《御制雪浪石记》。乾隆皇帝认为，这块石头是片石，跟苏轼“雪浪石”石质不同，既然撰有“雪浪”题记，不应放置北京，而应该放置在定州众春园雪浪石之后。最终，乾隆皇帝将苏轼发现的雪浪石御题为“前雪浪石”，临城发现的雪浪石御题为“后雪浪石”，前后摆放在了众春园内。
(本版图片由赵秀瑞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