聿车
图案：标识文化多元异彩
最能代表丝路文化的是骆驼和佛像，这在邢窑器物中都有明显的表现。
佛像及代表佛教文化的图案、符号，都是直接引用。
骆驼是丝绸之路的标志性图像，反映了人们的钦佩、崇敬之情以及对丝绸之路开拓精神的赞颂。丝绸之路横跨欧亚大陆，所处地理环境恶劣、气候变化莫测，当时只有骆驼才能穿越那些令人生畏的沙漠戈壁。后来在艺术表现形式上，骆驼就与商胡形成了一种固定组合，延续下来也就演变成了一种标准组合。
丝绸之路上，商胡的形象一般都是深目高鼻，满脸浓密的络腮胡，或秃头顶，或卷发，身穿翻领长袍，足蹬高靴，头戴胡帽。杜甫的《寓目》“一县蒲萄熟，秋山苜蓿多。关云常带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自伤迟暮眼，丧乱饱经过。”描写的就是安史之乱后的西域景象，刻画了“胡儿制骆驼”的具体形象。
随着丝绸之路中外交往的不断深入，骆驼形象的塑造也在不断变化。汉代骆驼较少，人们对其了解不深，表现出来有些稚拙，驼蹄与马蹄混淆，形象塑造与真实的骆驼存有差距。北朝时期的骆驼多以驮载物品为特征，点明了它的运输功能。唐代胡人牵引载货骆驼的造型是标准的组合选择，释义对外交往和交通贸易。
大量的文物显示，在西北地区，骆驼的形象塑造得倒不精致，反而越靠东边不饲养骆驼的地方，骆驼形象塑造得越多、越生动。东边的骆驼形象，抓住了骆驼习性中精彩的瞬间，充满动感，极为传神，表现出了其与自然抗争、勤劳顽强的特点，勾画出了“无数驼铃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美妙图景。
邢窑中骆驼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象征当时丝绸之路的兴盛与繁荣。胡人与骆驼形象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丝绸之路贸易已从官方普及到了民间，对外开放成为社会生活的显著特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胡人的平等尊重，说明胡人也是文化的传播者，这些都得益于唐朝的开放包容。
纹饰：生动活泼清新富丽
唐代是外来物品及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影响最为深刻的时期，邢窑有幸鼎盛于大唐，无不体现着这一深刻变化。
丝绸之路的畅通，西方艺术中的植物纹冲击了汉代的龙怪、云气独霸的现象，生动活泼的忍冬、葡萄等植物纹样得到流行，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次大变化。忍冬，又名金银花，因它凌冬不凋，故有忍冬之称，在艺术品上是一种佛教文化符号。
邢窑博物馆的绿釉三彩方盘，底部就有一圈金色忍冬花纹，这是一件专为波斯而做的贸易瓷品。
邢窑工匠们以纯熟的白瓷和低温釉陶技术为基础，仿制西域常见的金属器形，然后施以广受海外市场喜爱的绿釉，并在瓷器身上加以六边菱形花纹，这种融合西域文化的创新，开拓了海外市场，深受青睐。
此外，音乐、舞蹈、服装等方面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在邢瓷中也有明显的表现。
北齐时从中亚移居而来的曹仲达，借鉴了古希腊人体自然之美的艺术风格，画出的人物“其体稠叠，衣服紧窄”，像水湿过似的贴在身上，成就了“曹衣出水”的画风，深刻影响着东方文化艺术。
唐承北魏，艺术上开放包容、借鉴吸收。
唐初“以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大唐雅乐”。后来增订完成了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等十部乐。唐代广泛吸收了各民族及国外音乐和乐器的精华，打破了传统文化的单调。邢窑博物馆就藏有一组胡人头像的乐器三孔埙。
今天我们在一些绘画、器物的图案上还能看到快速、热烈、刚健的中亚胡旋舞的图案装饰。比如邢窑博物馆的隋代黄釉扁壶上就有胡旋舞表演，适于马背上携带的游牧民族喜爱的扁壶，上面有深目高鼻的胡人表演的胡腾舞。这种舞蹈源自中亚粟特，最初流行于胡人之中，后来遍及中国。据说，安史之乱中的安禄山就是跳这种舞的高手。唐代的音乐舞蹈出现的雄强之气，让人耳目一新，都得益于对外来艺术的借鉴。
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各类人员相互交流，来到内地的一些着装奇特的胡人、胡姬，带来了异域的审美倾向，唐代女性服装由全身障蔽到窄狭贴身，再到袒胸露肌的动态变化过程，使缺乏对人体美追求的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发生了改变。
梳理一下唐代女性服装的发展变化，可以说初唐娴雅、潇洒,盛唐富丽、浪漫，晚唐舒展、放纵，这在邢窑陶俑的形象变化中就能体现出演变特点。
邢窑文化借鉴融合了西域文化，释放出了中西合璧的光彩。这种融合体现在器型、图案、纹饰等多方面，我们走进邢窑博物馆就可以全方位地领略邢窑文化融合的智慧。
融“厚底蕴”，合“生魅力”，可以说邢窑文化给丝绸之路精神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脚。（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