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世纪西汉时的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张骞之行的本意是一次外交军事之旅，联合大月氏攻打匈奴。然而意外的收获淹没了他起初的所想。张骞凿空西域后，改变了过去把戎狄看作异己予以征服的做法，而是以丝绸之路为纽带，联通欧亚，来往贸易，交流文化，互鉴文明。汉唐时期，一代代肩负重任的使者，穿梭于异常艰难的戈壁沙滩，进行贸易互通和文化传播。中国的丝帛、茶叶、陶瓷通行欧亚，西域的金银器、玻璃、胡族生物（胡萝卜、胡麻、胡桃、狮子等）传入中原。
任何文明的传播，影响都是双向的。唐代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拥抱世界，成就了繁荣盛世。通过丝绸之路，人们在享受外来物质成果的同时，也享受着外来物品中凝结的精神文化。在东方文化传播到西域的同时，西域文化也扩散到了中原。鼎盛于大唐通天下的邢窑瓷器是丝绸之路上的主要贸易物品，在其烧造的过程中自然会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西风拂面，东风浩然。那么，邢窑是如何融合西域文化的呢？
器型：彰显实用 简约便利
邢瓷与其他陶瓷一样，按最初的功能可分为礼器陶瓷和实用陶瓷。礼器陶瓷传承了青铜文化、玉文化的基因，实用陶瓷则受到了西域文化的影响。邢窑在器型塑造上坚持实用原则，既有拿来主义的模仿，又有吸取精华的借鉴融合，具体表现为器型整体的借鉴与器型局部的融合。
胡瓶是邢窑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对西域器物的直接接受的典型代表。
文献记载胡瓶来自东罗马等地，器身呈椭圆形，细长颈，流口作鸟啄形，带盖，从口部到腹部有一把弯曲的把，使用方便，很快就作为一种新器型，流行开来。除此之外，我们在博物馆能看到一些在驼背上、马
背上便于携带，具有鲜明西域马背民族
特点的马蹬壶、扁壶等，也是邢窑专供西域市场贸易定制的瓷品，订单式制作，实用性明确，瓷品塑造得惟妙惟肖。
1985年在内丘礼堂北窑址出土了一件黄釉印花鸳鸯系扁壶，口、颈、腹、底均呈椭圆形，梯形口，束颈，扁圆形腹实足外撇，平底，壶间置一对拱形系。腹饰印花装饰，两侧图案几近相同，外饰连珠纹，内饰葡萄灵芝纹，中间一对舞人，一人奏乐，一人起舞。
在西安博物馆还有一件出土于西安东郊沙坡砖厂的马蹬壶，壶体呈扁圆形，上有半圆形提梁，提梁的一端有小口，假圈足，平底。上若马鞍形，刻凸起的菱花形纹，边饰连珠纹，中间布满方格，两侧各施仿绒线四瓣花饰，饰白釉，微闪黄，胎白质细。马蹬壶是骑马在长途跋
涉的路途上作饮用的器具。这些西域风格的扁壶、马蹬壶，穿过荒芜的戈壁滩和茫茫的沙漠，来往于东西方之间，为中外贸易，文化传播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邢窑器型局部的融合发展主要是借鉴了西域的金银器型。西域的金银器与中原传统器物相比造型新颖，纹样清新，具有精巧化、多样化、自由化的特点。
邢窑瓷器中一些带把的实用瓷器，如执壶、把口杯就是借鉴中亚粟特的环形把手杯的造型发展而来的。
在“黑石号”沉船上就有一批邢窑的白釉把杯和白釉绿彩贴塑鱼纹吸杯。其中一件白釉把杯，侈口，斜直腹呈筒形，腰部刻二道弦纹，颈部一道，一侧以双股泥条贴6字形环耳，圈足。三件撇口，一件腰部刻三道弦纹，皆贴双股泥条6字形环耳，足部有圈足及玉璧底。还有几件国内少见的白釉绿彩贴塑鱼纹吸杯，敞口，弧腹，折腰，喇叭形高足。外壁贴塑一根长管直通底部，长管中空，并用两系固定，杯内底有一小圆孔与管相通，孔上置一条游动的小鱼，造型精美，活灵活现。在这件吸杯上，长管饰成了把型，简约美观。对于这些“把”的创新，我们可以追溯到唐时的器物演变。
唐初时只是对粟特的器体棱面上的连珠纹饰、把手带指垫和指环、指垫上饰有的胡人头像等进行简单的仿造。后来在仿造的基础上进行了融合创新，就把外凸的八棱改为内凹的八瓣，分界处的连珠变成了柳叶形，指垫做成了多曲三角形，杯腹的主题纹饰也多是浓郁唐式风格的狩猎图和仕女游乐图，兼具实用与观赏。“把”具有使用的便利性，“南青北白”的瓷器普遍进行了借鉴，至今仍在流行。
中亚地区多瓣造型的器物传入中原后，很快就呈现出了瑰丽的唐式风格，凸瓣、细密水滴状瓣形变成了桃形、莲瓣、海棠形的装饰。西风拂面时，邢窑凭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高超的制瓷技艺，以西域金银器为母本，借鉴融合了西域文化，烧造出了许多壶、瓶、杯等西域风格明显的瓷器。
今天我们在博物馆看到的花瓣形的杯、碗和高足花口杯，就是把富于变化的西方艺术多曲形融合成了具有东方审美情趣的新器型，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