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勇
两汉襄国城、石勒都城及唐代邢州城的关系及位置
与商周时期的邢都不同，两汉襄国城、石勒时期后赵都城、唐代邢州城，其地望皆在邢台，不存在宏观上的争议，但却面临着具体位置上的举证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后赵都城于石勒时期在邢台，而在石虎时期已迁移到邺城，邢台只是后赵前期的都城。因此，在表述“邢台为后赵都城”时，需要作出限定。
（一）两汉襄国城与唐代邢州城的关系及位置
邢台古城在两汉时为襄国县，大部分时间内属赵国管辖，其城称为“襄国城”。两汉襄国城，一直到西晋，城址未曾迁移。清初顾祖禹在地理名著《读史方舆纪要》就曾说：“襄国城，在今城西南……历汉及晋，皆为襄国县治。”
两汉的襄国城，也是唐代邢州城所在。襄国故城的位置，在唐代就曾引起注意。《元和郡县志》云：“信都襄国，今州理龙冈城是也。”光绪《邢台县志》采其说，并进一步明确此观点：“襄国故城在县西南……《元和志》：‘今州理龙冈城是也。’”唐代时，人们尚在使用旧名“襄国城”称呼已改名的邢州城，唐宝历年间龙武卫兵曹参军李清墓志中就有“窆于襄国城西南七里平原”之语。
按邢台出土的唐代墓志在描述葬地时，多有“邢台西南×里”“州城西南×里”之语，李清墓志中出现的“襄国城”，当为唐时邢州城的别称无疑。也就是说，唐邢州城在位置上继承了两汉襄国城的同时，名称也保留在社会的群体记忆里。
唐代的邢州刺史驻地，即“州理龙冈城”，就是现今的邢台古城，这个结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也得到了考古发掘结果的支撑。2023年11月，考古工作者在顺德府衙遗址发掘中，在唐代地层中清理出三个石柱础。经推断，这三个石柱础的时代在唐，或者在唐代之前。这就从考古层面对于唐代州城与现存古城的连续性提供了确切的证据。2005年6月，在对人民公园古城墙的解剖中，也发现了唐代的文化层，证明在唐代有修筑城墙的行为。
唐代州城与两汉县城在位置上的重合性，决定了两汉县城襄国城的位置，也就是现在的老城区。在考古学方面，人民公园古城墙试掘中发现的7段夯土，大部是战国至汉代的遗存。证明这一时期不但存在城墙，还曾多次补筑城墙。
综上，唐代邢州城与两汉襄国城的关系是承继与被继承的关系，两者在位置上是大体重合的。
（二）石勒时期后赵都城与现今遗留古城的关系
西晋永嘉六年（312年），石勒根据谋士张宾的规划，占领了襄国，并以之为都，进一步营建根据地“建平城”。此“建平城”即为襄国城，两汉襄国城与石勒所营之都“建平大城”实为一城，此虽尚无考古学证据，但有明确的史料支撑。据《晋书·石勒载记》，张宾在向石勒进言时，曾说“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石勒于是“进据襄国”。“择此二邑”，是说占领这两个城市中的一个。而“进据襄国”，显然是指攻取并据有了两汉襄国城。还有一个明显的例证，石勒在“进据襄国”后不久，即遭到西晋大司马王浚所遣五万军队的进攻。当是时，“城隍未修，乃于襄国筑隔城重栅设障以待之”，为了扭转军事上的劣势，石勒听从张宾、孔苌的计策，“造突门于北城”，设伏兵，出其不意赢得胜利。
石勒称帝建元后，仍以襄国城为中心营造宫殿，其主殿即位于襄国城内。史载，石勒在营造建德殿之时，曾掘得重120斤的圆形石权，上有15字铭文“律权石，重四钧，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当时有人辨认出这是新莽时的遗物。其后又曾出土一鼎，有13个篆体铭文，无人能辨认。鼎中有“大钱三十，文曰‘百当千、千当万’”。从无人辨识的鼎铭，到疑似新莽及以前的制钱，都说明了这也是前代的遗物。而出土这种权衡性质物品的地方，似乎可推断为两汉襄国城内。此外，将后赵都城冠以“建平城”“建平大城”的称呼，是晚至明、清时代的事，当时的史书，以及唐宋时期的文献，仍称之为“襄国城”。因此，综合起来看，石勒都城极有可能仍为旧有的两汉襄国城。到了明清两代，以石勒建元的年号而呼为“建平城”，这个名称不排除为后人添加，或者为后世流传的别称。
当然，石勒在以襄国城为政治核心的同时，因襄国城的规模所限，也在周边设有离宫别苑。《晋书·石勒载记》有“勒如其澧水宫，因疾甚而还”之语，表明石勒在襄国城东的澧水之畔还筑有行宫。还有一部分邻近都城的营造，如“起明堂、辟雍、灵台于襄国城西”等，正表明石勒时期的重要建筑不限于城内。且石勒在位时，曾下令营建“邺都”，并“亲授规模”，不排除有迁都的意向，只不过在石虎任上才得成其事。这正可反证，石勒并没有营建新的所谓“大城”，否则没必要再同时营建另一都城。
后赵的都城襄国城，最终毁于内乱，但冉闵为了便利攻城而堆积的“土山”，也为说明石勒都城即两汉襄国城提供了有力的注脚。据《晋书·石季龙载记》，永兴二年正月，冉闵“攻襄国百余日，为土山、地道，筑室反耕”。及至唐代，此“土山”犹在。《元和郡县志·邢州·龙冈县》：“土山在县东百五十步。昔冉闵攻石祇于襄国，为土山，地道于此。”唐代邢州城，大体与现今遗存古城重合，“土山”在今天的古城附近，则当年被冉闵围攻的后赵都城“襄国城”，正是历史遗留下来、至今尚能辨识的古城区域。
明确这一点，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两汉襄国城、唐代邢州城与当今遗存下来的古城，在位置上有着大体一致性的关系。这一结论虽暂无考古支撑，但已获得不止一条文献资料的支持，从文献研究的角度说，是成立的。
宋元古城的位置
明代人有称他们之前的邢台古城为“宋元旧城”，可见宋元时期城址的连续性。
宋代有一次筑城行为，载于《梦溪笔谈》：“郭进……尝刺邢州，今邢州城乃进所筑，其厚六丈，至今坚完。”此处“城”，当理解为“城墙”，因后有“其厚六丈”之语。
郭进所增筑的城墙，其仍本于原有的唐五代时期的州城。北宋亡后，邢州城为金国属地。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南宋官员楼钥出使金国，经过邢州城，进南门后，看见“入门直对州衙”，出北城门后“三里至柳溪”，这和明清府城的肌理基本一致，只不过到了明成化年间，府衙之前起建了清风楼，之后道路微调，才成为我们现在熟悉的格局。
《畿辅通志》载：“府署在城内正北，元至正间建为府治，明初始建堂署。”根据这条资料，也可见元明清三代的官署处于同一位置。而元代攻下金邢州城，并未更替城址。《大清一统志》说：“（顺德府）城本宋元旧址。”清朝去元代不远，所说可以采信，宋元明清时期的邢台古城，当在同一位置。
邢台古城，始于商代祖乙迁邢时所筑，距今3500年。但商周以下的历代古城，皆不获考古发现的支撑。从文献角度结合相关的考古发现，可以说，祖乙之城未可推定，而邢侯之城的位置，则有今古城与南小汪遗址一带的可能性。赵襄子所在之城，以及两汉襄国城以下的历代古城，其位置大致相当于现今的古城区域，这在文献上有着较为充分的证据，有可信的资料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