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平
晨雾里，抗大总校师生用门板搭成的黑板上，粉笔灰混着晨露往下掉。那是1941年的春天，五千多名穿着补丁摞补丁军装的年轻人，把太行山的石板当成了课桌。前南峪村的老乡说，这些读书人比庄稼汉起得还早——天刚蒙蒙亮，河滩上就传来“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的歌声，惊飞了河畔的蓝尾鹊。
抗大的熔炉里最先锤炼的是钢铁般的纪律。副校长滕代远每天骑马轮流巡查几十个驻村教学点，马蹄铁在红石板上迸出火星。有次在川林村发现学员迟到，他站在碾盘上训话：“门板当黑板是暂时的，但铁的纪律是永远的！”老乡们记得最清的，是政治部主任张际春赔给房东的那块大洋。他坐坏旧圈椅后，特意请木匠换了靠背板，又掏钱赔偿。浆水镇的孩子们至今传唱着童谣：“抗大人，三件宝，钢笔、绑腿、纪律条”。
这座熔炉最神奇处，是把粗铁炼成精钢。陆军中学的娃娃兵平均才十五岁，白天用木枪练刺杀，晚上围着一盏煤油灯学代数。数学教员吴象把方程式写在洋槐树皮上，敌工队的日语课借用老乡的碾坊，山田一郎这个日本俘虏，竟成了最严厉的发音教员。最艰苦时，师生们发明了“三色笔记法”：铅笔写初稿，钢笔做修改，最后用毛笔誊抄在糊窗户的麻纸上。政治教员徐懋庸的《辩证法唯物论》讲义，就是这样从浆水传遍各抗日根据地。
这座熔炉的燃料是血肉相连的深情。老乡们把娶媳妇的红被面捐给文工团当幕布，抗大师生就给每户送来“识字牌”——门板上刷锅底灰，每天教五个字。最艰难时，老乡们凑出二十坛陈醋，坛底沉着纸条：“酸里藏着甜头，就像苦日子能熬出盼头”。何长工的儿子何光皓离开浆水时，郭大娘往他兜里塞了两个熟鸡蛋，后来发现鸡窝里多了三十个鸡蛋，那是抗大炊事员连夜放的。
熔炉的余温至今灼热。前南峪村前的抗大陈列馆里，陈列着半本炭化了的日记。1943年1月重返延安前，学员们在扉页写道：“把课堂还给太行山”。如今浆水中学的孩子们，仍会在老柿树下捡到弹壳做的钢笔尖。去年修缮校舍时，工人从墙缝里挖出个铁皮盒，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十二颗算盘珠，正是当年“骑马背粮”时崩散的那把算盘。
站在浆水川的夕阳里，仿佛还能听见那座熔炉的轰鸣。它把太行山的石头炼成了火种，把门板上的粉笔灰炼成了星辰，把“风在吼，马在叫”的旋律炼成了基因。当最后一个亲历者离去时，这里的每一块红石板都会继续讲述：真正的熔炉从不需要砖墙，它的边界是血染的战旗所至，它的校训刻在民族的脊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