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乐荐良才
蒙古入主中原后，元世祖忽必烈一度认为“科举虚诞”，致使许多读书人失去晋身之阶。刘秉忠深知人才与治国之重，在《万言书》中向忽必烈谏言：“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随其巨细长短，以施规矩绳墨”，主张打破常规、广纳贤才。其诗《朝中措·赠张仲一》中“好把中原麟凤，网来祥瑞皇家”之句，亦流露出他招揽英才、辅佐朝廷的宏愿。刘秉忠举贤不拘亲疏，真正做到“见善必举，有能必扬”。
张文谦，字仲谦，邢州沙河人，幼时与刘秉忠同窗，“聪敏善记诵”。1247年春，经刘秉忠举荐，张文谦受忽必烈赏识，入幕参政，后官至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等职。1270年任司农卿，主持农桑、水利与乡学，推广社学，并于农闲时令子弟入学读书。他主持编纂的《农桑辑要》为我国现存最早官修农书，颁行天下后极大促进了元代农业恢复与发展。
张易，字仲一，太原交城人，少时与刘秉忠、张文谦同窗修业。1247年，刘秉忠荐其于忽必烈。张易早年出家，学问渊博，精通儒释道与天文术数，很快受忽必烈重用，历任中书右丞、枢密副使兼领秘书监等职，政坛地位举足轻重。
刘秉忠、张文谦、张易、王恂、郭守敬五人亦师亦友，皆通天象地理，情谊深厚。他们不仅在政治上相互扶持，于学术上亦共同钻研术数、探讨学问，成就卓著，对元初政治、经济、科技与文化等方面贡献显著。因刘、张、郭三人皆出自邢州，五人均与紫金山渊源深厚，故被后人誉为“紫金山五杰”或“邢州学派”。
以刘秉忠为核心，邢州学派形成一个重实用、轻空谈的学术团体。其成员知识驳杂，立足经世致用，重视农桑、兴学修历、治国安邦，尤其在水利与历法方面成就非凡。《授时历》即为该学派集体智慧的结晶，虽刘秉忠早逝未参与具体编修，但其倡议与奠基之功不可没，其余4人皆承担要务。该学派在天文、历法、水利、数学等科技领域的贡献，于中国古代学术史中独树一帜，在科举盛行的时代另辟一条自然科学的智慧之路，照亮元初文明，惠泽后世。
除上述核心人物外，刘秉忠还荐举了刘肃、张耕、马亨、许衡、赵秉温、齐履谦等众多人才。元初邢州战乱频仍，民生凋敝，刘秉忠建议以邢州为汉法试点，忽必烈采纳其言，派张耕、刘肃治理，终至“流亡复归，户增十倍”，成就“邢州大治”。马亨、许衡、赵秉温、齐履谦等或同乡或门生，皆得刘秉忠荐拔，成为元朝重臣，可谓“门庭桃李，烂漫芬芳”。他们勤政惠民，功在社稷，徐世隆誉刘秉忠“栽培桃李，遍满君门。身为师宾，门多卿相”。
苦心兴儒学
忽必烈统一中原后，刘秉忠提出“以马下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强调须行汉法、兴文教，国家方可长治。他虽曾出家，实为儒门薪传，极力主张恢复官学体系。在《上言国事书》中，他建议“修建三学，设教授，开选择才，以经义为上，词赋论策次之”，系统推行儒教教育与科举取士。
在刘秉忠等藩府文臣推动下，忽必烈逐渐认识到儒学于治国之要，遂在维护蒙古特权的基础上，推行汉法治理汉地，君臣同心，共促邢州大治。
1269年7月，忽必烈下诏设立国子学，遴选蒙古贵族子弟习读儒家经典，许衡、王恂先后任国子祭酒，大力推广儒学。王恂曾任太子赞善，教学有方，任内国子学人才辈出。学生修读《通鉴节要》及儒家经典，渐接受汉文化，其后多出任官员，乃至跻身要职，“国学之制，实始于此”。
随后各路、府、州、县广设学校，至1290年，全国官学超两万所。儒学兴教不仅保存中原文化，更促进民族间文化交流与融合，推动元朝政权封建化进程。国子学培养出大批人才，极大促进元代教育发展。刘秉忠倡行汉法、推广儒学的努力，为元朝统治理念的确立立下不朽功绩。
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刘秉忠端坐而逝，无疾而终。忽必烈甚恸，命赵秉温护其灵柩，葬于大都卢沟桥畔，后追赠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又追太师，谥文正，进封常山王，最终迁葬邢台故里。今存于邢台信都区贾村之“刘太保墓”，惜屡遭盗毁，仅残碑遗存，令人扼腕。然其功绩千秋不灭，永远为家乡所铭记与景仰。